蔡楚生：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

　　南方网讯　蔡楚生（1906.1.12－1968.7.15），广东潮阳人。十二岁在杂货店当学徒 。十九岁在汕头参加工会，担任工会 戏剧演出的编剧、导演、演员，曾与 人合写滑稽短片《呆运》。1927年至 上海，曾在华剧、民新、汉伦等影片公司拍摄的《海外奇缘》、《热血男 儿》、《女伶复仇记》等影片中扮演角色，并为天一影片公司编写剧本《 无敌英雄》。1929年入明星影片公司 ，任助理导演。1931年入联华影业公司，任编剧、导演，编导《都会的早晨》、《渔光曲》、《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影片。其中《渔光曲 》于1935年获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荣 誉奖，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1937年到香港，与司徒慧敏合 作编写《血溅宝山城》、《游击队进行曲》等电影剧本，并为大地、新生等影片公司编导《孤岛天堂》、《前程万里》等影片。1941年赴桂林。19 43年创作五幕舞台剧《自由港》。1944年至重庆。1946年参加组建上海昆 仑影业公司。1947年与郑君里合作编导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1948年 再度赴香港。翌年与苏怡等共同发起粤语电影清洁运动，推进华南电影的革新。建国后历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联第一届委员、第二届主席团委员、第三届副主席，中国影协第一届常务委员， 第二、三届主席。曾与王为一合作为珠江电影制片厂编导影片《南海潮》 。其作品故事性强，情节缜密，描写细腻，意境深沉，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鲜明的民族风格和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著有《对分镜头剧本和文学剧本 的一些看法》、《创作四题》等论文。

电影剧作

1929：无敌英雄

1933：飞花村

1937：联华交响曲·两毛钱 艺海风光·歌舞班

1938：血溅宝山城（与司徒慧敏合作 ） 游击队进行曲（与 司徒慧敏合作）

编导故事片

1932：南国之春 粉红色的梦 共赴国难（与孙瑜、史东山、 王次龙合作）

1933：都会的早晨

1934：渔光曲

1935：新女性

1936：迷途的羔羊

1937：联华交响曲·小五义 王老五

1939：孤岛天堂

1940：前程万里

1947：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与 郑君里合作）

1961：南海潮

　　蔡楚生详细生平

　　蔡楚生，1906年1月12日出生，广东省潮阳县铜孟镇神仙里(现集星乡)新乡人。解放前，长期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电影工作，参与了27部影片的创作，其中任编导的有10部。在旧中国创造了首映最高票房纪录的4部故事影片中，有3部为蔡楚生所编导的——《都会的早晨》(1933)、《渔光曲》(1934)和《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与郑君里合作)。《渔光曲》并在1935年2月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使中国电影首次驰誉国际影坛。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主要从事电影艺术的领导工作中，参加编导的影片《南海潮》，曾被观众选为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后因故颁奖停办)。蔡楚生对中国电影事业和电影艺术发展作出的贡献，使他被评论界誉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法国的电影历史学家乔治·萨杜尔所著《世界电影史》中，有中国“最杰出的导演为蔡楚生”的评价。这部著作评介的世界上最知名的200位电影艺术家中，蔡楚生是唯一的中国人。

　　蔡楚生的成就虽离不开他的天资聪颖，但主要还是来自他毕生不懈的学习、探索和艰苦的奋斗。

　　蔡楚生的祖父蔡建之(1930年投)，早年因家贫而离开故乡谋生，后辗转到上海经商。其长子蔡良(1882-1941，字振贵，号纯甫)即蔡楚生之父。蔡良受过正规教育，虽从商，但爱好书画，性情刚烈。蔡楚生之母郑清修(1885一1953)，潮阳县城人，从小随父母流居上海，粗通文墨，喜欢戏曲，擅长剪纸、刺绣。婚后生育10胎，仅存4子1女。次子蔡通，字茂楚，即蔡楚生。1912年，蔡楚生的祖父举家返回潮阳故里定居、务农，后又与乡人合资，在汕头市万安街开一纶章百货批发店。蔡楚生在家乡曾入私塾读书4年。父辈们因商起家，所以都希望蔡楚生也能走上经商之路。为此，在他刚满12岁那年，父亲就将他带到汕头，在“纶章”店当学徒；3年之后，又让他到汕头郭利安钱庄当学徒，以增广经商的知识和本领。但就在汕头的这几年里，蔡楚生逐渐脱离了家庭为他精心设计的生活轨道。

　　他渴求文化知识，倾心于艺术。商店货箱中衬垫的来自上海、香港等地的旧报纸，给他带来了各种新知识，使他眼界大开。每天晚上，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不懂的事就请教别人，还跟人学过初级英语。读过的旧报纸，他又用来练毛笔字、画水墨画。在绘画方面，他的启蒙教师是他的母亲。幼时，母亲就教他画画，使他从小对民间的绘画、剪纸等艺术产生浓厚兴趣。另一方面，在汕头期间，蔡楚生受到了时代风云的激荡：“五四”运动爆发，汕头爱国青年学生的示威游行，给少年蔡楚生留下深刻印象；1925年“五卅运动”运动的浪潮，把他卷进了工会活动；1927年9月，进军潮汕的“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周恩来的形象和富有感染力的讲演，更在他心中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蔡楚生成了进业店员工会的活跃分子，他担任宣传工作，开始学写文章；他们创办了进业白话剧社，经常组织演出。他最早的剧作《无母之女》(4幕)、《月下》等，就是由这个社排演的。1926年，上海华剧影片公司赴汕拍片，剧社予以协助，从而引起蔡楚生等人对电影的极大兴趣。于是剧社成立了汕头进业电影制片公司，蔡楚生等人赶写了一出短剧《呆运》，在“华剧”导演陈天的帮助下，拍成了影片并在汕头上映。这首次参与的电影创作实践，使他与电影艺术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1927年冬，为了寻找一个“能和全国共呼吸的地方”，蔡楚生迈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他违背父亲的意愿，离别1年多前家庭为他选择的贤惠的妻子林银菊(1906-1986年，潮阳仙港人)和出生不久的女儿，只身到了上海。经过一段流浪之后，蔡楚生才得以进入华剧等几家小影片公司打杂。1年多中间，他从清扫场地、刷洗痰孟等做起，直到置景、写字幕、画广告、场记、剧务、临时演员等行当，什么活儿都干过，而且经常是身兼数职，一天工作十几小时。他还时常抽空到小影院看电影，从中学习别人的布景、光线、角度、服装、演技、剪接及导演手法等，遇有好的，就记下来，画下来。经过这个时期的艰苦工作和学习，他熟悉了电影艺术制作的许多环节，掌握了有关的技能。1929年，蔡楚生为当时实力较强的明星影片公司著名编导郑正秋所赏识，应邀担任副导演兼美工师。在“明星”他协助郑拍摄了《战地小同胞》(1929)、《桃花湖》前后集(1930)、《碎琴楼》(1930)、《杀人的小姐》(1931)、《红泪影》前后集(1931)等影片，从中学会了编剧、导演，并得以充分实践，这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1931年，蔡楚生进入联华影业公司二厂，开始独立担任编导。最初的作品有《南国之春》(1932)、《共赴国难》(1932)、《粉红色的梦》(1932)等。此后，在左翼电影评论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又经历了一次重要转变：他的创作开始关注下层百姓，反映更广阔的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矛盾。

　　1933年的《都会的早晨》是蔡楚生的成名之作，在上海首映时，连映18天，轰动一时。1934年以东海渔民悲惨生活为题材的《渔光曲》，“以其勇敢的现实主义精神，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生活”(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颁奖评语)，从而受到国内外瞩目；首映时正值上海少有的盛夏酷暑，仍连映84天，创下30年代中国影片卖座最高记录。此后陆续编导的有著名左翼影片《新女性》(1935，孙师毅编剧)，中国第一部以流浪儿童为题材的《迷途的羔羊》(1936)，表达人民团结抗日必胜信心的短片《小五义》(1937)和谴责汉奸罪恶的《王老五》(1937)等；由他编写剧本制作的影片有《春潮》(1933)、《飞花村》(1934)、《两毛钱》(1937)和《歌舞班》(1937)等。1932年“一·二八”和1937年“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期间，以及1936年10月鲁迅逝世时，他都赶赴现场拍摄了新闻纪录片。在创作的同时，蔡楚生积极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活动，先后加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以及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等组织，被选为理事和常务委员。
　　
　　 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期间，蔡楚生离开上海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日爱国文艺工作。这时，他与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陈曼云(1908一1975，广东南海人)相识，因其思想和品格而十分倾慕，遂于1941年共结连理。在陈影响下，蔡楚生阅读了包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读物，这使他更自觉地走向了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道路。1938年，他和司徒慧敏共同编导了抗日影片《血溅宝山城》和《游击进行曲)(后改名《正气歌》)，前者在重庆放映，被周恩来誉为最好的抗日爱国影片之一。此后，蔡楚生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编导了表现爱国青年同汉奸特务斗争的《孤岛天堂》(1939，原作赵英才)和歌颂香港人民抗日爱国主义精神的《前程万里》(1940)。他创作的剧本还有反映南海渔民抗敌斗争的《南海风云》和以难民儿童为题材的《万世流芳》，后者刚开拍不久，就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而中断。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还与到港的戏剧工作者一起开展了话剧活动，先后排演过《雾重庆》等几个剧目，9月并正式成立了旅港剧人协会，他被选为理事。蔡楚生在港发表过不少文章，号召电影工作者以电影为武器，支持抗战，热情评介爱国抗日的优秀港片，对推动香港的国防电影运动做了不少工作。

　　 为使在港的进步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免遭日寇迫害，在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安排下，蔡楚生于1942年1月安全撤离港岛，2月初辗转到达桂林。在佳期间，他以日寇占领前后香港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为题材，创作了5幕话剧《自由港》(1943)；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理事。这时，他因积劳成疾，患肺结核而暴病一场。1944年夏，日寇沿湘桂线南侵，蔡楚生抱病和万千难民一起，历尽艰辛，向大后方撤退，于年底到达重庆。大后方达官贵人们醉生梦死的丑恶现实，与他在千余里逃难路上对人民苦难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为他战后的创作提供了深刻、生动的素材。在渝期间，他被聘为中央电影摄影场的编导委员，但并未进行创作；在养病的同时，他参加了中共组织的传达、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活动，并认识了周恩来、毛泽东。他向往着陕北那片崭新的天地和崭新的艺术。抗战结束，由于当局的阻挠，蔡楚生等人至1946年初才得以“复员”回到上海。他们按周恩来的指示，于6月建立了进步电影的基本阵地——联华影艺社，1年后又改组成立了昆仑影业公司，蔡楚生为编导委员会成员。在战后物资和资金极其匮乏、自身重病未愈的情况下，他与郑君里合作，奋力完成了编导最重要的代表作《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八年离乱》，下集《天亮前后》)。影片以其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赢得国内外观众及评论界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誉，在上海接连上映3个多月，出现了“满城争看一江春”的景象；在香港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上映时，也都创造了国产片卖座的最高纪录。为此，连当时官方的“文化运动委员会”也不得不授予这部影片以1947年度“中正文化奖”电影奖的金牌。1948年春，蔡楚生又着手创作了反映西湖人民抗敌斗争的电影剧本《西湖春晓》。但因时局迅速变化，蔡楚生及夫人陈曼云处境危险，不得不于年底举家撤往香港，这部影片被搁置。

　　蔡楚生第二次到香港，停留时间仅4个半月，但他会同其他电影工作者为推动香港的进步电影和粤语电影的革命，又日夜操劳奔波。他是粤语片推进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在他们筹建的南国影业有限公司中担任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为20多个剧本写下了修改意见或评论，并具体指导、筹划优秀影片《珠江泪》投入拍摄。

　　1949年5月，蔡楚生从香港来到解放了的北平，先后出席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6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为创建、发展人民的电影事，他贡献了后半生的全部心血和精力。他担任过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务；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率领中国电影代表团参加布拉格、戛纳、巴黎、威尼斯等地的电影节，考察前苏联等东西欧7国的电影事业。各种行政工作、社会活动十分繁重，身体又一直多病，但他始终尽心竭力；同时，他仍眷恋创作，争取时间着手对旧作进行整理。1958年底，他到新成立的珠江电影制片厂，和陈残云、王为一合作，重拾40年代初在香港创作的剧本《南海风云》，加以补充、改写并投入拍摄。影片更名《南海潮》，分为上下两集：《渔乡儿女斗争史》、《天涯海角恩仇记》。上集于1962年拍完，没来得及拍下集，1968年7月15日，蔡楚生含冤去世，时年62岁。

　　1979年6月，中共影协党委经复查，肯定了他一生所作贡献，为其公开恢复名誉，并于1980年1月举行追悼会。在蔡楚生逝世20周年时，影协广东分会会同汕头市、潮阳县共同发起，在广州、汕头、潮阳三地组织了纪念活动，并在潮阳棉城镇的文光古塔下，为蔡楚生树立了半身铜像，其基座携有邓颖超题词：“蔡楚生先生是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像后所立纪念碑，碑文为夏衍所撰，由吴南生书写。

　　1995年12月，蔡楚生获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和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而特设的“中国电影世纪奖”导演奖。

　　蔡楚生有3女1子，均在文教领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