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岁寿辰庆贺会上，鹤发童颜的王为一开怀大笑 。 （ 廖曙辉 摄影）
3月8日，执导了《珠江泪》《七十二家房客》《南海潮》《三家巷》等影片的老影人王为一迎来了他的百岁生日，同时也迎来了他从影80周年的纪念。为此，广东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省文联、珠江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日前特意为王老先生举办了一场简单却非常热闹的百岁寿辰庆贺会，广东省文联向王老先生赠送了书有“清韵雅流”的横幅。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中国电影家协会也都发来了贺信。
当时身着红色毛衣的王老先生虽然腿脚不便，却依旧精神矍铄且不忘对电影事业的牵挂和热爱：“我还是很想继续奉献，再去拍电影，可惜我已经老了，每天只能坐在家里。电影是一种专门艺术，比一般画画、写字还要复杂，所以靠少数人、个别人是不行的，需要调动整个社会的支持，再加上电影工作者自己也要努力。”
1912年3月8日，王为一在上海出生。
这个比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还早出世一年零半载的孩子显然是为电影而生的。在之后悠悠百年的岁月中，王为一经历并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以他执著的追求、蓬勃的激情和满腹的才华拍摄出了一部部令中国观众历久难忘的经典影片。
童年时代的电影缘
王为一的电影之梦，始发在他的童年时代。
王为一刚满10岁的时候，家人带他去看了一部名叫《孤儿救祖记》的电影。这部影片是被称为中国“电影之父”的郑正秋继《难夫难妻》之后拍摄的第二部故事片。王为一非常佩服影片中那个冒险从坏人手里救出祖父的孤儿，并记住了饰演孤儿的小影星郑小秋。以致后来凡有郑小秋出演的影片他都要争取去看，回到家里还会模仿郑小秋的表演。
那时，在上海看电影还算方便。王为一经常会跟大人去大世界游乐场的露天剧场看他最喜欢的卓别林滑稽短片以及梅兰芳的《天女散花》《春香闹学》等戏曲片。尤其是在虹口区一家影院的观影经历让他难忘：因为当时还是默片时代，戏院雇了讲解员，坐在银幕旁特设的高台上，随着影片剧情的发展声情并茂地为观众讲解。观众连看带听，不由得群情激昂，禁不住会纷纷自发地为片中需要声效的地方来一番现场配音，马嘶声、喇叭声、打斗声、助威声甚至还有对片中恶人的怒骂声此起彼伏，令观众的情绪得到充分的宣泄。在另外一些戏院，为了让电影此处无声变“有声”，则会雇一个洋人，在银幕下随剧情弹奏钢琴，节奏有张有弛，旋律时悲时喜，倒也能比较贴切地烘托出影片的气氛。他还看过一种舞台加银幕，即内景戏在舞台上表演、外景戏在银幕上放映，不断交替进行的演出形式……
青年时代的救国心
而当时，也正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在王为一念小学初级班时，中国政府在日本坚船利炮的威胁下，屈辱地签下了丧权辱国的21条条约，沿海许多大城市都有被帝国主义割去的租界；读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积极参与到社会各界抗议帝国主义罪恶行径的浪潮中去并曾参与了一个反日题材剧目的演出；读中学时，因日本强占济南，烧杀掳掠，他曾参加宣传队到绍兴一带宣传抗日；而到他读大学时，他又加入上海各大学学生为反对日本侵略东三省组织的请愿团，赴南京静坐示威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如果说儿时的观影经历对王为一后来的电影人生有所启蒙的话，那么，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觊觎和侵略则在王为一的成长过程中埋下了对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和对民族危亡的深切忧虑，这也使得他在之后几十年的电影创作中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坚持电影要拍给人民大众看的主要原因。
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轰炸上海闸北，市民死伤无数，也把王为一当时就读的上海艺术专科学校炸成一片废墟。荒废了一年学业的王为一在几近绝望中凭自己一张美术作品进入由刘海粟任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附设的研究所学习。在那里，他与校友赵丹、徐韬因共同的理想而成为至交。他们经常一同排演进步戏剧，一部名为《C夫人肖像》的三幕话剧搬上舞台的过程让王为一懂得了戏剧艺术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和作为艺术家应有的良知和责任。不久，王为一与赵丹、徐韬在中共地下党员赵铭彝的介绍下一同加入了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从此，王为一他们的学习和工作变得更加有意义了，但同时，他们的日常活动也相对变得秘密起来，因为他们从事进步活动随时都会有被捕的危险。事实上，王为一后来也的确因一起散发革命传单事件被学校开除。而在1934年进入电影界不久（入艺华影片公司当场记），王为一更因积极参与左翼文艺活动而遭国民党政府通缉，不得不服从组织决定，怀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心情前往香港避难，一年后才重返上海并在大导演史东山的推荐下进入新华影片公司当演员，后做副导演。
然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加剧，抗战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1937年夏，王为一在新华影片公司的电影之梦刚刚开始又毅然走出摄影棚，加入上海救亡演剧队（后改组为抗敌剧团）与瞿白音、吕班等人赴南京、芜湖、铜陵、安庆、九江、武汉，一路宣传抗日。
说到这个时期的王为一，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另外一段经历。抗敌剧团的工作结束后，他在史东山的安排下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任编导兼编委会秘书。当时，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重庆有一次不同凡响的演出：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张道藩亲自牵头，动员在渝的戏剧界人士联合出演了一台所谓旨在宣传国民党决心抗战的大戏《全民总动员》。这次演出由于名人众多，表演方法流派杂陈，不少人又缺乏整体观念，个别演员甚至是台上明争台下暗斗，让王为一、赵丹等人气愤不已。怀着对中国话剧前途的担忧，他们几经商量，决定路经新疆到苏联艺术剧院去学习。于是，在1939年的那个夏天，赵丹、王为一、徐韬这3个当年在上海美专最要好的同学，约上著名舞台设计师、照明专家朱今明，曾在上海音专学音乐的年轻人易列，还有赵丹的妻子、演员叶露茜，徐韬的妻子、音乐老师程婉芬，王为一的妻子、演员俞佩珊，朱今明的妻子、演员陈瑛，加上赵丹一岁的儿子苗子共10人，开始了一次艰辛而饱受劫难的漫漫旅程。到新疆后，他们成立了实验剧团，继续开展宣传抗日救国的戏剧活动，深受新疆观众的欢迎。然而，一向公开标榜反蒋亲苏并握有新疆军政大权的军阀盛世才突然出尔反尔，把一大批原执行盛世才反蒋亲苏政策的干部和思想进步的社会精英人士、军人、学生等投进监狱。这其中包括后被盛世才杀害的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和陈潭秋等中共高级干部。王为一、赵丹等人还没来得及去苏联学习竟也锒铛入狱、遭受了4年多的囹圄之苦。更让他们痛心的是，当他们出狱后返回重庆时，才知道他们的妻子因误听丈夫死在狱中的传言而早已各自改嫁。斯时、斯人、斯情何以不堪就可想而知了。
让他们感到慰藉的是，当初他们在新疆被捕的消息传到重庆后，周恩来同志曾亲自领导社会各界展开营救活动。及至1961年在北京召开电影界座谈会时，周总理看到王为一、赵丹、徐韬还高兴地称他们是“虎口余生”的人，提议并一起与他们合影留念。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听取了戏剧电影界领导人阳翰笙的汇报，同意待条件成熟之后，在上海成立一家由“自己人”控制的股份影业公司，这就是后来拍出《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等经典影片的昆仑影业公司（先期名为联华影艺社）。昆仑初创时期即已形成强大阵容：编剧有阳翰笙、陈白尘、于伶，特约编剧有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等；导演有蔡楚生、史东山、沈浮、陈鲤庭、郑君里、徐韬、王为一等；女演员有白杨、舒绣文、上官云珠、黄宗英、吴茵、凤子、王萍、黄晨等；男演员有赵丹、陶金、蓝马、魏鹤龄、魏禹平、沈扬、李天济等……就是在这样一个群星璀璨的集体中，王为一又做演员又做导演，先后在《丽人行》《希望在人间》等影片中出演角色，还出任副导演，与史东山联合导演了名噪一时、人称《一江春水向东流》姊妹篇的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白杨、陶金等主演），与徐韬联合导演了欧阳予倩编剧的《关不住的春光》（王人美、赵丹等主演）等。
1948年前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在国统区的统治越来越残酷。为保护文艺界的中坚力量，党安排一大批著名艺术家和文化名人去香港开展工作，其中包括阳翰笙、蔡楚生和史东山等人。1949年2月，王为一也奉调出任香港南国影业公司导演。他到达香港后，蔡楚生即将广东著名作家陈残云的一部名叫《贫贱夫妻》的中篇小说推荐给他，要他改成电影剧本，这就是后来被誉为“粤语片里面的一个革命性的代表作”的影片《珠江泪》。片名是蔡楚生起的。而导演则是由蔡楚生和王为一联合担任。但是当蔡楚生刚把主要演员等主创人员定下来，分镜头剧本都未来得及写的时候，由于解放战争即将结束，蔡楚生就与阳翰笙、史东山突然奉命去北京参加人民政府工作了，《珠江泪》的导演重任就全部落在王为一的肩上。《珠江泪》是一部粤语片，可王为一那时不懂粤语、摄制组的人又一个也不认识，整个影片拍摄过程中那种“鸡同鸭讲”之不易可想而知。开机前，王为一对摄制组提出了影片要“真实”的四点要求，他说：“导演看不见导演，就是看不到导演在影片中脱离剧情或脱离生活实际的搞些导演技巧来卖弄自己；演员看不见演员，就是让观众看到他所扮演的角色而不参与一点演员表演自己的杂念，我们的影片要看不见一个演员在演戏，而是生活中一些真实的人在那里生活；至于摄影看不见摄影、美工看不见美工，就是要求摄影师和美工师都要以生活的真实为依据，不为某种别的原因或个人爱好而弄虚作假。我们要求每一个画面都具有真实的美感……”。就是因为秉着一定要真实反映生活的创作理念，《珠江泪》完成后在公映时大获成功。拍摄过经典影片《小城之春》的大导演费穆当时曾在香港《文汇报》上以《珠江泪的光彩》为题，对王为一在片中的导演艺术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导演“不矜才、不使气，让戏和演员凝结在一起，而把导演深深藏在观众看不见的地方。”在1954年北京举办的解放后中国优秀影片评比会上，《珠江泪》虽因不是内地生产的、不参加评比，但大会还是授予了优秀影片奖。
壮年时代的创新梦
1951年，新中国百业待兴，王为一响应党和祖国的召唤，毅然从香港回到广州，负责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并任厂长。但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由于当时一些历史原因电影厂未能成立。之后的几年，王为一先是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导演，不久又借调、后正式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在上影他拍了儿童片《祖国的园地》《山间铃响马帮来》《椰林曲》《铁窗烈火》等。直到1958年夏，广东又要建珠江电影制片厂了，王为一才终又再次受邀调回了仍在筹建中的珠江电影制片厂。从此，喝着黄浦江水长大的王为一在他46岁的壮年时期，怀着报效祖国大展鸿图的一腔热忱，将自己的命运之树深深扎根在广东这块充满生机的红土地上。
王为一在珠影导演的第一部影片也是他在艺术上的又一次重要突破，那就是他与蔡楚生联合导演的、反映南海渔民斗争生活的影片《南海潮》。这部影片原来的剧本叫《南海风云》，是1937年蔡楚生在香港写完后，因日军要占领香港，危急中不得不用油纸包好埋在地下多年的一份旧稿。1959年，蔡楚生请创作假来广州。当时，他已身兼中央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等多个重要职务。提到《南海风云》，他认为这个本子仅描写了当年南海渔民反抗日军侵略的斗争故事，如今看来已经很不够，因为解放已经10年了，除了要表现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更要看到解放后南海渔民和农民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祖国、改善家乡面貌的，这一奋斗、发展过程，正如汹涌不息的南海潮一浪高过一浪。因此，蔡楚生决定请陈残云、王为一一起来修改剧本，并把片名改成《南海潮》。经过前期繁杂艰辛的准备工作，剧本完成了，摄制组也成立了，王为一就带领摄制组出发拍外景。蔡楚生因重要工作在身，不可能长时间待在广东，回北京后，他想到拍摄中可能遇到什么问题或要改动剧情和对话时，就打电报或写信给王为一，等片子杀青，王为一积攒下蔡楚生的书信电报竟有一百多件。《南海潮》是一部分上下集的电影巨著，上集完成公映后即获得了巨大成功。
1963年，王为一的另一部经典作品《七十二家房客》问世。这部影片的遭遇，竟也是一波三折。该片本来是改编自上海大公滑稽剧团的同名看家戏，但后经国家侨委出面协商，中央电影局最后决定，该片由港粤双方拍成粤语片，同时约定，为了不影响大公滑稽剧团在全国各地演出该剧，影片完成后只能在香港和内地两广粤语地区及海外发行。影片上映后在香港和内地两广地区上座率极高，颇受粤语观众的欢迎。同时，该片还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甚至美国上映，这也是中美冷战期间唯一在美国公映的一部中国大陆生产的影片，当时的《参考消息》都转载了外电的报道……可谁承想，“文革”很快来了，《七十二家房客》刹那间就变成了“大毒草”，王为一也被关进了“牛棚”等待“革命群众”的批判。结果，批判会前一天，当王为一在惊恐中熬过一夜之后，却又被告知批判会取消了。后来问其缘由，有人悄悄告诉他，原来是在前一天先请“革命群众”看片、讨论的时候，大家竟然被影片中的喜剧桥段给逗得前仰后合，大笑不断。试想，如果批判会正式召开的时候也如此这般，那岂不是把一次非常严肃的“革命行动”给搞得非常不严肃了吗？1971年王为一得到“解放”，而《七十二家房客》获得新生却是“文革”结束后的事情了。当时，文化部影片复查小组看片后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喜剧片，又得知该片只有粤语版而没有普通话版，复查小组即通知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出资，让珠影把该片译制成普通话版，并指明要王为一亲自执导影片译制，以确保喜剧风格不变。自此，《七十二家房客》“因祸得福”得以在全国公映并受到了亿万观众的普遍喜爱。而在香港甚至都有“《七十二家房客》竟在当时救了粤语片一命”之说（香港资深影评人列孚在《羊城晚报》刊发了《王为一救了香港电影》一文）。那么，列孚先生何出此言呢？概因为20世纪60年代，在香港粤语片日渐式微，是王为一的《七十二家房客》在香港上映创下了当年最高票房，以致香港的嘉禾公司受此鼓励，进而拍摄了《鬼马双星》一片，又创下票房新高，这才使“本以为无望的粤语片咸鱼翻身，且是香港主流——没有粤语电影就没有了香港电影”。可见，当时《七十二家房客》在香港的影响之巨大。
《七十二家房客》是部喜剧片，而拍喜剧片一直是王为一所热衷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生共摄制影片近20部，而喜剧片就有《七十二家房客》《打铜锣？补锅》（戏曲片）、《阿混新传》《异想天开》《男人世界》《不亦乐乎》《五福临门》共7部。王为一认为，喜剧片十分受观众欢迎，“它的社会效果和美学价值并不亚于正剧或悲剧。喜剧的特殊功能更非正剧或悲剧所能达到的”。他体会到“喜剧的笑料就是从人物、事件和思想等方面为获得喜剧效果的手段”，而“笑料不是生造硬套卖弄得来的，要像开河一样，逐步疏通，到时候渠道就自然而成了……。”正是鉴于观众对喜剧影片的喜爱和他对喜剧艺术特殊功能的认识以及他对喜剧影片创作规律和创作方法的把握，王为一在喜剧影片的创作中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不亦乐乎》获中国人口文化影片一等奖——金爵奖；由著名喜剧演员严顺开主演的喜剧影片《阿混新传》获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
王为一在朋友眼里，是个幽默风趣、从不会发脾气的人，也是一个真诚、善良、乐观的人。在他长期的电影生涯中，他一直秉承着恩师蔡楚生的创作思想，那就是“电影是拍给大众看的”，反映生活要真实、朴素，对待观众要真心、有心。而从影以来他对艺术的追求和探索则从未停歇，这从他的《珠江泪》《南海潮》《七十二家房客》等影片的创作中就能让我们清晰地感触到。王为一用其近乎毕生的耕耘和心血向中国影坛奉献出了多部经典作品，同时也以他丰富的艺术实践和不懈的探索，为中国电影的后来者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王为一不是广东人，却已经在岭南生活了五十多个春秋。作为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新客家人”，他把他的赤诚和才情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广东。他热爱电影，也热爱广东，他曾谦逊地说，他一生虽然拍片不多（“文革”后他在广东还拍了《蓝天防线》《一个美国飞行员》《三家巷》等影片），但反映广东题材的影片却是自己主要的艺术成就，从《珠江泪》《南海潮》《椰林曲》到《三家巷》……
王为一是广东电影的拓荒者，为中国电影和广东电影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在他2005年获得“国家优秀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之后，去年他又获得了“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这是广东当地党委、政府和人民对他充分的肯定和最高褒奖。
这就是王为一 —— 一个中国百岁影人的电影情结！让我们衷心祝福他，祝福他生命之树不老，祝福他艺术之树长青，就像我们祝福中国电影的繁荣发展一样，永远永远……
（转自2011年3月11日《中国艺术报》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