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创会以来的经验和做法

　　（一）保持独立与清醒，以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导引，构筑一个有容乃大、八面来风的富于岭南特色的理论平台。

　　不跟风、不随波逐流，保持独立和清醒，是我会自建会起就一直秉持的宗旨。应该说，我会是随着广东文艺变化和发展的脚步成长起来的。我会的成长史纪录了中国经济变革的历史。八十年代起，广东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带来了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一系列变化。社会面临着一系列的转型，包括由计划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形态的转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以及由传统价值体系向现代价值体系的转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的转型，旧体制已被打破，新的体制尚未形成，这一方面带来了文艺界的思想混乱，另一方面引起了人们对广东文化及文艺的非难和质疑，更有人说广东是文化沙漠。1994年，在刘斯奋、黄树森、饶芃子、黄伟宗、陈中秋等一批理论家的倡议下，广东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文艺批评家协会。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的成立，整合了文艺批评界的力量，从此，文艺批评家再也不是单打独斗的个体，而是相互呼应，形成文坛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随后，我会创会主席刘斯奋的论文《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关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发表，与当时诉说苦难或者调侃、戏说的各种思潮相区别，该文旗帜鲜明地呼唤与时共进、与世俱新的“朝阳文化”；张扬“与人民大众的情绪和意愿息息相关”的“巨人精神”，对岭南新文化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进行了思考和探索，让文艺界理清了思路，找到了适应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的创作方向。

　　2002年2月，针对以《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大宅门》等为代表的一批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全国各地电视荧屏上的热播，我会与南方日报文艺部、羊城晚报文艺部和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了“关于当前热播的历史题材电视剧的问题与倾向新春恳谈会”，广东省文艺界、史学界的领导、专家学者和媒体工作者二十余人参加了恳谈会，就这些电视剧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市场与导向及对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达成“历史剧创作必须以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为指导，优秀的历史剧应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艺术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等认识。会议纪要在《南方日报》发表后，受到了中宣部理论局领导的关注和表扬。

　　作为广东文艺评论的一次大检阅，90年代末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编撰了《邓小平理论与广东文艺实践》一书，对广东文艺评论的成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肯定了广东文艺评论务实的作风和敢闯敢试的精神，认为“经济文化时代”、“叩问岭南就是叩问中国当下新文化”、“新英雄主义重出江湖”、“走出五岭山脉”、“珠江文化”论等理论学术主张是对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与新文化理论的探讨与总结，而关于“珠江大文化圈”、优秀电视剧、优秀长篇小说，对海外华文文学，都市文学的讨论以及第三种批评、新文化精神等理论概念的思辨，营造了广东文艺批评新的人文氛围，对转型期的广东文艺建设起了重要的思想导引作用，有效引导了广东文艺家们对现实的认识，使广东文艺界建立起信心继续前进。

　　（二）紧跟时代步伐，切实关注创作，强化文艺评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以精品评论推动精品创作。

　　作为省的文艺评论家协会，我们不仅关注广东中心城市的文艺评论状况，还注意到地区文艺发展的生态平衡，创造各种条件让文艺评论家走出书房，与时代生活相联系，与作家的创作相联系，让高雅与通俗、传统和现代的文艺形式，把各种题材纳入评论家的视野，让评论为创作预热、跟进创作、指导创作、推动创作。

　　刘斯奋同志的《白门柳》获茅盾文学奖后，我会主编了《历史心灵的世纪回声——〈白门柳〉论》（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名家评说〈白门柳〉》（广东教育出版社）两本评论集。前者以西方叙事理论将《白门柳》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深度研究也是对新时期历史小说研究的推进。

　　1999年我会组织70多位文艺批评家到深圳南岭村采风，其时，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南岭村的报告文学《天地男儿》正在创作中，我会专家来到现场，与该书作者、深圳作家林雨纯等共同探讨报告文学的题中之义，提出了强化“新英雄主义、新理想主义”的理论呼唤。2000年11月，我会与人民出版社、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作协等单位合办了获“五个一”工程奖的报告文学《天地男儿》的作品研讨会，提出了“崇高、正气、英雄、道义，正是文明进程中应有之义”，进一步系统阐述“新英雄主义重出江湖”的理论主张，受到文艺界的广泛关注，上海《文学报》曾在头版予以报道。

　　我会注重强化评论的策划，在历史学、社会学、旅游学、档案学等边缘部找到合作的契机，把文艺评论外延或拓展到大文化的概念和视角。对《〈中国现代史演义〉和潘强恩现象》的研讨，对《明清两朝深圳档案文献演义》的关注就是例证。我会更曾参与众多精品创作的评论或策划，如电视剧《外来妹》、《公关小姐》、《英雄无悔》、《和平年代》、《惊涛》、《风生水起》和《千秋之约》、《云淡天高》，电影《警魂》和《安居》，报告文学《招商集团》、9000行政治抒情诗《百年期待》等，或前期进行理论投入，或中期组织评论，或后期深化研究，并有多部专著出版，体现了我们在评论研究上的自主性和实践性，以及务实精神。

　　我们不仅把目光放在专业作家身上，还关注来自于民间的、正在生长的创作力量。2000年6月，我会与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特区报、深圳作协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李兰妮作品研讨会，适时提出文艺“向外转”，期望文艺重新审视对社会、人生的把握，让流行了十多年的文艺“向内转”和“向外转”互补滚动，一起推动文艺的进程。在中国文联《当代文艺论坛》上，中国作协领导陈建功等对这一理论阐述表示肯定和关注。同年8月，我会与深圳市文化局、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策划和主办了《大写的二十年。打工文学研讨会》，配合打工文学精品选集的出版，对打工文学及其作家中的佼佼者进行了理论研讨和研究。研讨会召开当天，会场挤满了不请自来的打工作家，他们非常珍惜这个与评论家和专业作家面对面倾谈的机会，会议气氛热烈感人，不仅是一个交流专业、研讨发展的座谈会，而且是一个交流情感、诉说人生的聚会。

　　（三）强化策划意识和市场意识，以活动树形象，扩大协会的影响；关注社会民生，扩展文艺评论的天地。

　　我们深刻认识到，广东评论界要突破，就不能因循守旧，而是要充分利用协会这个大舞台，整合各方资源，强化为会员服务的意识，更新为社会服务的手段，架构策划、创作、评论和传播的一体化、立体化平台，让这个平台功能齐全，为社会各界所用。

　　2001年，我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在广东肇庆合办了当代文学研究年会。同年，我会与一个新建的图书城签订顾问协议，策划了金庸在广州首次公开露面的系列文化活动。活动包括金庸在中山大学演讲、读者见面会、金庸作品研讨会等，在广州刮起了“金庸旋风”。在此过程中我们充分与媒体合作，首先策动《南方都市报》报道了在机场迎接金庸的亮点与卖点，为系列活动作了铺垫，随后用一系列精心策划引发媒体的报道热。据我们统计，金庸来穗期间，广州的主力媒体均有报道，《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新快报》等均以头版大篇幅报道了活动的盛况，报刊杂志电视台发稿量都较多，个别报刊更有逾万字的详细报道。

　　同年10月，我会受省委宣传部委托，承办了“程文超、杨黎光、林雨纯、郭洪义获全国奖文学作品研讨会”，邀请来自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深圳等地的专家学者40余人，为广东的创作指示方向，总结得失。在主题之外，为数不少的专家盛赞了我会对会议的包装策划，认为会议资料、会场布置，包括背景版的设计都别出心裁、精心制作，为全国类似研讨会所未见。受专家学者们的鼓励，我会在2002年举办“黄树森文艺批评实践研讨会”时继续发扬了“以活动树形象”的做法，会议筹备历时半年，请来设计公司提供出席证、背景版、宣传册等设计方案，对会议的各有关细项均进行反复的推敲和修改，会议场地不仅布置得很有文化气息，还赶在研讨会前编辑出一本图文并茂，以《文心雕龙》对文艺评论的诠释提挈，包括老中青30多位评论家对研讨会主角为人为文评论的小册子。

　　2003年上半年，由我会集合多位评论界精英历时两年共同编撰的380万字的《广东电视剧珍品集成》（第一部共八卷）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对广东自1978年至2002年的电视作品进行了历史和理论的总结，被评论家认为是“把中国电视剧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为广东电视剧乃至整个文艺界的继续发展做出了贡献。2003年6月，第一部全景式纪录广东抗击“非典”过程的报告文学《非典的典型报告》刚出版三天，我会就成功地组织了一场学术研讨会，参与的专家学者有来自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高校的教师以及来自新闻界、出版界、文化界的代表。这个研讨会在非典仍然肆虐的时候的召开，反映了我会对社会的关注，对民生的关注，对作家创作的关注，会议开得非常及时而有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四）以人为本，以“新人辈出”为首选要义；强调服务意识，以受文艺家欢迎为工作依归。

　　我会始终坚持一个宗旨：焕发老一辈文艺理论家的中坚作用；发挥中青年文艺理论家的堡垒作用；扶植新生代文艺理论家的先锋作用，长远地构筑文艺评论人才储蓄系统，以“新人”辈出为首选要义。

　　我们的每一个活动，都注意老中青三代评论家的结合。既让老一辈文艺理论家发表深厚凝重的理论概括，让中年文艺理论家表达掷地有声的实践主张，也给予青年评论家表达意见、阐述建议的机会。我们常常思考：什么是最受会员欢迎的工作；什么是最受会员和社会欢迎的活动；什么是能引起上级领导重视和关注的事情或项目；怎样才能和文艺家们交好朋友。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活动要力求与艺术家谋生相联系、与艺术家的荣誉相联系、与艺术家的才能发挥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协会优势、增强协会的造血功能，让协会持久地保持不断前进的活力。

　　根据评论工作及评论家的专业特点，我们把与出版社合作策划出书作为会员服务的其中一个形式。目前，我会已与花城出版社、南方日报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近5年来，由我会会员撰稿或编写的图书达30多种。我会策划主编的《叩问岭南》丛书五种（花城出版社出版）获得了广东省鲁迅文艺奖。《流行蛊》丛书五种（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流行音乐、流行词汇、流行风潮、流行电影、流行品牌等，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后，不仅为出版社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为流行文化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同时造就了一批在读研究生的脱颖而出。

　　此外，为了响应广东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我会在去年11月起就与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信息时报》合作，率先推出“广东文化名人系列访谈”专版，每周推介一至两位在广东有影响的文化名人。专版推出后，其他报刊及电视台、电台等争相效法，我会的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大大增强，我会的工作也越来越为广大读者所认识，同时也得到了更多的名人名家的肯定。

　　综上所述，我们的体会是，文艺评论和文化评论是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本。文艺评论要“借鸡下蛋”、“借船出海”，以逐步发展自己。用智力、用人才开拓市场、积攒信誉，使“借鸡”容易，“借船”不难，最后把自己也打造成“船”。文艺批评和文化批评，要以广阔的视野，在多种学科的交叉、边缘、临界点游弋和圆通，将政府导引、世俗关怀、传媒优势、人才培养、时尚趋势、智力开发、人际关系一起捆绑和扭打，构筑成一个信息资源平台，就可以寻找到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形成一种新的平衡。

　　2003年9月，广东建设文化大省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同志主动问起我会的困难，并表示省委省政府将在经费上支持我会的工作。我会上下深受鼓舞，并立刻向省委省政府报送了明后两年的工作计划。今明两年，我会拟举办多项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活动，加强与国内各省市包括港澳台地区乃至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提升岭南文化品位，打造岭南文化品牌，促进广东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为推动全省的社会进步贡献力量。我会的总体工作思路是：一、树立起“干净干事、从我做起”的雄心，既要立足“事找人”，也要做到“人找事”，在实践中完善制度、改善工作。

　　二、着力培养协会的造血功能，千万百计的寻找协会工作的新思路；切切实实地为文艺家服务，履行好“联络、协调、服务”的职能，实现由专家型协会向行业协会的转变。

　　三、加强学习和培训，努力提高协会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力争培养出具有组织领导能力、专家型、懂经济的人才。

　　四、增强与文联所属12个文艺家协会的协同合作，要在理论、学术上对各个艺术门类起到带头作用，力争把广东各艺术门类的评论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五、要创造新的管理模式，以管理带动服务，充分调动协会干部的积极性，做到人尽其才。

　　六、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平台，改善对文艺家的服务，推动协会工作“无纸化”办公的进程。

本文是2003年11月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工作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