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早就想写的文章。之所以迟迟未能动笔，是因为我觉得还没有准确地把握住心中的感受。

　　当两部砖头般的《手记。叩问》摆在面前时，我大脑中跳进了“历史”两个字。这是一个人奋斗了大半生的生命的历史，更是广东文学批评几十年历史的一个缩影。读着读着，我发现这历史在跳动，跳动着现实的脉搏。突然，我听到了心中的叩问之声。我明白了，我要写的，不只是这部书，更有被这本书所调动起来的，对这本书之外事物的叩问。我要谈的，不只是黄树森文学批评的成就，更有黄树森对今天中国文坛的意义。

　　一

　　1993年夏来广东之后，我的发现之一便是，黄树森是一位十分重要的批评家。他一直进行着有力度的批评实践，同时，为批评界培养着一批又一批的新人。新时期以来，广东的文学批评史上，黄树森这个名字，是很重的一笔。

　　这让我有点吃惊。说实在的，来广东之前，也早就知道黄树森这个名字。但这个名字的分量并没有如此之重。至少，他不在人们目光的焦点之中。

　　这样一位在广东举足轻重的批评家，却没有得到外界更多的关注，这是为什么？我心中一直有这样一个问号。

　　后来，我似乎找到了答案。今天，当仔细阅读黄树森的《手记。叩问》时，那答案便更加明确：黄树森是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个另类。因为，他不在别人所玩的游戏之内。因而，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界的目光焦点，一般不在黄树森这样的另类身上。

　　在哪儿？在西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一直在焦急地玩着学西方的游戏。当年，黄子平有句名言，说是“创新的狗撵得我们没有撒尿的工夫”。今天我们明白了，那撵得我们没有撒尿的工夫的，不是“创新的狗”，而是西方的狗。我们从人道主义补课开始，一直被西方的狗追着，奔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自然是十分有价值的。我甚至认为，这个过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中国人终于能与世界平等对话了。然而，在这样的辉煌里，却有着不容忽视的遮蔽：我们一直在别人的理论里激动着、论争着。我们的目光在关注着别人、玩着别人的游戏，却相对忽略了自己脚下的土地。

　　黄树森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人，相反，他十分开放。对西方理论，他有着较多的了解。但他却固执地走着另外的路：始终关注着自己脚下这片热土，全心地思考这块土地上出现的问题。其他的一切，都为这个目的服务。

　　为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变革，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和智慧。早在1978年，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受到批判，但“文艺黑线”还是一座大山压在文艺界头上的时候，他就奋起直书，认为十七年不仅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不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南方日报》上，是当时中国最早向“文艺黑线论”开火的重炮，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当“伤痕文学”产生巨大影响，有人认为暴露太多，而主张“向前看”时，黄树森立即著文批驳，认为“以自己的苦难和厄运、以自己的牺牲来揭露控诉‘四人帮’；以自己悲愤感情的宣泄、倾诉，给人们以激励、以陶冶、以奋起，这并非纯粹个人命运的诉说，而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这不是刺激人们感官的哀愁，而是激动人们心灵的悲愤。”[1]早在那个时候，他就呼喊，“只要对‘四化’有利，对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什么题材都可以写。”黄树森当时的一系列文章，都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这一笔，今天的中国人似乎不太容易记起，但历史不会忘记。

　　当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时，他意识到自己的幸运。他知道，他不能辜负生活在广东这一命运的厚爱。因为在他看来，广东发生的一切将具有全国的意义。关注广东就是关注全国。正是在这样一个思考点上，他找到了自己工作的方式和意义。

　　作为一位批评家、一位编辑家，他是一位与文学打交道的人。但他从没有把自己放在小文本之中自得其乐，而是让文学小文本与社会大文本结合起来。他始终从文学出发，关注着思想文化问题。20世纪90年代，在文学批评界，文化批评成为热点，但人们没有注意到，黄树森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最早进行文化批评的探索者之一。

　　为了推进新时期的文化建设，黄树森承担了很多风险。他最早将白先勇等台湾作家作品、梁羽生等香港武侠小说介绍进大陆。而更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电视风波。20世纪70年代末，深圳人借改革开放之风，胆子大了起来，人们在自家屋顶上拉一根鱼骨天线，就可以看香港电视。一时间深圳人看香港电视成风。1980年，有人写文章对这一现象进行严厉批判。认为香港电视“无非是宣扬那个‘花花世界’的享乐主义的商业广告，和资产阶级尔虞我诈的处世哲学之种种‘趣谈’。至于电视剧，不是荒诞离奇的武侠打斗片，惊险恐怖的凶杀侦探片，就是庸俗低级的色情片。”作者主张对收看香港电视这一“歪风邪气”“严加禁止”。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篇文章的出现，意味着某种政治压力。黄树森经过认真的考查和思考，大胆地说出了自己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香港电视中，虽有糟粕莠草，但也不乏健康、严肃乃至优秀之作。对于人类文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应该采取分析、区别、批判、为我所用的政策，而不能采取仇视、恐惧、禁绝的政策。”文章在《羊城晚报》发表，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建设的推进基本上走着两条路。一条是从空中引来的变革：大量“拿来”西方理论。一条是从土地中生出来的变革：经济变革带来的文化新现象。大部分理论家、批评家走的是前一条路线。在对一个又一个西方理论的介绍中，一批又一批的理论家、批评家走上了前台，成为醒目的人物。

　　而黄树森走的是另一条路线。他始终关注着从土壤里生出的文化变革。这个“关注”有两个基本点。第一是现有的文化土壤，第二是这个土壤在经济变革情况下催生的新变化。正是从这两个基本点出发，黄树森对岭南文化进行了大量研究。他对岭南文化的历史进行了认真探讨，既看到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也看到了海上商务所带来的外国文明对岭南文化的影响。用黄树森的话说，这里既有“中西偷情”，也有“南北杂交”。广东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与这样的土壤有关。而在这样的土壤上进行的经济变革，又必然带来新的文化现象。黄树森对岭南文化走向现代的历程，对岭南文化中的严肃文化与流行文化现象分别进行了有深度的研究。那研究里，沸腾着他的热情和热血。

　　常有一种误解，认为研究岭南文化是为一种地域文化费神。确实有人将岭南文化作为地域文化进行研究。这没有什么不好。但对黄树森，却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在他看来，岭南文化具有向传统的中心文化挑战的意义。它为中国文化的走向和新建构提供着某种思考的资源。

　　进行这些研究的时候，黄树森重视的，始终不是他人的某种单一理论，而是面对当下的现实。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中国的走向市场是在西方的市场文明搞了几百年后才来开始的。这有好处，可以直接学习人家已摸索出来的成功经验；也有坏处，学时总免不了狼吞虎咽，因此，好的东西固然吃了，坏的东西也便一并夹带着下了肚。尤其是西方发展到后工业社会出现的种种毛病，我们一下子竟然也有了，老的问题还没解决，新的麻烦又堆上了。”这是十分清醒的认识。

　　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仅仅用他人的理论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借他人的火，为的是煮自己的肉。而我们往往在他人的火里流连忘返。有时，不同的人守着不同的他人的火，然后争论谁的那一堆火更暖和。我们把他人的火烧得旺旺的，却把自己的肉放在了一边。今天，中国批评界、学术界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因而，“面对中国问题”这一命题已经被一批学人提上了议事日程。回过头来，我们发现，黄树森从新时期开始，就一直在面对中国问题。《手记。叩问》的出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中国批评界、学术界的契机，也让我们有可能重新认识黄树森的批评实践，重新认识黄树森的价值。

　　二

　　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繁荣是有目共睹的，但繁荣的上空总飘着一丝浮躁之气。表现之一在于，批评与名人的纠缠。批评与名人名作有着天生的缘分。因为名作家、名作品是文学成就的标尺，对名人名作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批评往往在这种必要的研究中忘记了、忽略了那些未成名的作家与作品。一个作家未成名，需要享受批评的冷淡。而一旦成名，批评就蜂拥而至了。更有一些“意在言外”的批评，其本意不在谈论名人，而在制造另一个名人。这些批评或棒杀、或骂杀，没有研究问题的诚意，却有哗众取宠的才能。这自然是一条捷径。因为名人是受人关注的，而对名人的谈论也会受到关注，且越激烈越会受到关注。

　　面对批评界的浮躁之气，黄树森表现得神闲气定。在新时期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是“两栖动物”：既当着《当代文坛报》的主编，又写着批评文字。而无论是作为主编还是作为批评家，他都有意地把注意力放在未成名的青年和小人物身上。他的刊物，可以为未成名的人物发评论、开专栏，他本人更可以为小人物写评论，且一评再评。

　　对小人物的谈论，他从来不以长者自居，不扎起架式来说话，而是以朋友的姿态，与批评对象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如对一位年青诗人，他这样写道：“与这位诗集的作者孙钢至今未曾谋面，和他的结识是一种文缘、诗缘，和他的诗文有种相见如故之感。在诗缘的天空里，心灵与诗同在，而情是满天彩云中一朵最绚烂的流云。透过文字这位清新而美丽的红娘，我触摸到一颗清澈而真纯的心灵；漫过诗歌的迷梦般的面纱，我感受到一种氤氲而流动的意蕴；越过语言的藩篱，我体悟到一股勃然的生机与别样的意趣——有了这种近在咫尺的灵之渗融，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话语么？年龄差距没能成为我们心灵默默交流的障碍。这是促使我提笔的根本原因。”这样的文字，是诗评，本身也是诗，是那颗永不老的诗心的真情流露。

　　黄树森并不是不评名人名作。如他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刘斯奋的《白门柳》也写过多篇评论。但他却把更多的目光放在名人之外。从功利的目的看，关注小人物总是有风险的。因为人才的成长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你所关注的小人物，有时能成才，更多的时候却未必。但黄树森的工作却远远地超出了功利目的。他坚守的，是一种心态、是一种信念：未来、希望，永远在青年。扶持青年，就是扶持文学的未来。文学事业，才是他真正关注和思考的中心。正因为如此，他对作品的解剖，他对理论的阐述，其价值是超出对象本身的。本来，评论文章的价值，并不因评论对象而定，并不是评论对象的价值越大、评论文章的价值也就越大。黄树森时时评论着小作家，却处处表现着批评家的大胸怀。

　　除了扶持青年作家之外，黄树森也尽力帮助从事文学批评的青年。当主编时，他的刊物注意刊发青年人的批评文字。离开刊物后，作为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他时时注意培养青年批评工作者。他常常与青年一起讨论选题、研究问题，给青年批评工作者提供思想、制造机会。可以说，《手记。叩问》是一部有形的“砖头”，而在其背后，还藏着黄树森一部无形的书。那里没有文字，却有着黄树森的心血。

　　我在这里谈论黄树森对小人物和青年的关注，并不只是要讨论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我更关心的，是黄树森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我们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期，社会多少有些浮躁不值得大惊小怪。处于这种语境中的文学有些浮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文学毕竟作着精神的承担，在浮躁的语境之中，它需要有神闲气定的精神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黄树森的批评实践，给当今文坛提供了一种清醒剂。

　　三

　　大众文艺的兴起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文艺现象。大众文艺不太符合我们既有的艺术观念、不太符合我们既有的欣赏习惯，这使文学批评一度有些手足无措。有想指责者，只能板起面孔教训一通；有想推动者，也只能扬起笑脸表扬几句。批评一时找不到有效的语言对大众文艺进行有理有据的批评。

　　凭着直面当下问题的言说立场，凭着对艺术与时代的高度敏感，黄树森一直对大众文艺持推动、支持的态度。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丽君的歌曲通过广州东方宾馆的音乐茶座进入大陆，迅速走遍全国。人们对此议论纷纷。而黄树森及时地捕捉到这一文化讯号，并作了肯定性的评价。他认为，邓丽君“那化不开的柔情告诉人们歌曲还有另外一种唱法。你可以不屑，也可以漠视，但是你不由自主地感动着，长久地沉浸在这种优美的旋律中，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20世纪80年代末，黄树森又在《当代文坛报》上重点推出对大众流行文化的讨论。他通过编者的话，将问题提得十分鲜明：随着“经济的开发，意识形态是否也应与之适应具有开放性？作为硬性的经济效益与作为软件的社会效益，旨在登文学大雅之堂的严肃文学与旨在消遣娱乐的大众文学、消费文学、快餐文学的关系如何？”

　　黄树森对大众文艺的研究不在名词术语上兜圈子，而是对大众文艺现象进行具体而扎实的研究。比如，他一直关注着电视剧艺术的发展，对广东电视剧更是倾注了满腔热情。从《公关小姐》、《外来妹》，到《情满珠江》、《和平年代》，广东每一部产生全国影响的电视剧，都伴随着黄树森的热情鼓励与大力推介。他甚至参与了不少电视剧的制作过程。如《和平年代》从编剧开始，他都参与了其中。他曾多次给剧本提意见，曾在电视剧没有拍完之前，就在《当代文坛报》上大篇幅强力推出剧作家介绍和剧中人物介绍，为电视剧的发行作前期工作。电视剧播出后，他又用多种方式对电视剧进行研讨。这样一种批评方式和批评程序，是以前所没有的。可以说，在对电视剧的批评上，黄树森尝试了一种全新的批评范式。[2]

　　对广东电视剧的勃兴，他不只是在推介上用力，更从理论上进行研究。他认为，“通俗文艺与都市文艺有着深刻的联系”。“植根于富于时代气息和地域特色的南国都市文化，承接着对都市文化的孜孜探求”，正是广东电视剧兴起的“总的文化前提”。在这样的前提下，新时期以来的广东影视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岭南特色，具体说来就是：关注时下生活，提出时下问题，充分发挥并保持影视的流行文化品味，清新、明快、娱乐性强，雅俗共赏。”他把“关注时下生活、提出时下问题”作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加以张扬。在这里，他表现了一种理论探索的勇气。他将电视剧里体现出的新的文化精神贯穿在对广东电视剧的成功经验和艺术特色的总结里，并用各种方式，让这些经验和特色在新的电视实践中得到光大和发扬。

　　对广东兴起的打工文学现象，黄树森也及时地进行了捕捉和研究。他敏感地认识到，“打工文学的兴起与历史和现实有着深刻的渊源。打工是城市的产物，是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都市景观，打工族日益成为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颇具代表性的。以反映这种打工族的生活为要旨的打工文学理所当然地成为城市文学和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树森从打工者的人生追求与生活方式入手研究打工文学的追求与特色。他说，“打工者要追求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首先是物质基础，随之而来的是精神追求，渴望融进城市深处。打工者从自己感受中梳理出一些明显有别过往的情绪：新鲜、欣喜、迷惘、孤独、惶惑，乃至焦虑等等”。他看到，“打工族独在异乡，经历太多，感受丰富，他们渴望诉说。于是，文学成为一种忙碌之余的寄托，成为喧嚣心灵皈依的伊甸园。”

　　黄树森从打工文学的“通俗”与“大众”里，挖掘着内在精神，寻找着心灵的伊甸园。在那里，他发现了打工者诸多的梦。“青年是一个做梦的季节，年轻的心总是丰盈而多情的。”因为梦，“生活的重荷、都市迷乱的气味没有压垮年轻的心”。于是，“文学这片最后的净土成为他们保卫自己的武器，也是他们丰富生活的理由。”黄树森为此深感欣慰。他“希望年轻的作家们永远保持年轻的心，去抓住那不经意的灵感瞬间，为当代文坛创造出青春的奇葩。”

　　文学、社会、人类，是需要精神的。但在今天的时代，精神，是来自虚幻的空中还是来自真实的大地，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以为，黄树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探求者。无论是对流行音乐的关注，还是对电视剧、打工文学的研究，黄树森都力图从大众文艺中寻找新的时代精神，他寻找得执著而坚定。他自信地走着自己的路。他是这条路上最早和最坚决的“吃螃蟹者”。他的探索精神与开拓勇气是令人佩服的。他的路自然只是道路之一。别的批评家完全可以从别的途径进行精神追寻，但黄树森的探索，至少能昭示着对精神追寻问题的别样思考，推动着我们将问题的思考引向深入。在这里，黄树森的批评实践显示了其又一意义。

　　[1]本文的引文都出自《手记。叩问》。恕不一一注明。

　　[2]这种方式，黄树森在对诗歌、报告文学的批评中曾多次运用。在这种方式中，批评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双层运作：首先，它是与作家一起的创作的过程。第二，它又是一个理论提炼的过程。黄树森尝试着一种批评与创作、批评家与作家相融合的新的批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