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金庸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吸引着更多的关注目光。金庸研究已经超越狭隘的文学研究，而成为文化批评的一个最佳对象。

　　文化批评的新动向一种动向，文化批评的新动向，已经在金庸研究中显现出来。这—批评的资源，来自于目前西方风靡一时的文化批评理论。文化批评很快取代原来的赏析式研究，成为金庸研究中的强势话语。应该说，用文化批评的眼光研究作为文化现象的金庸，可以说是适得其所。比如，金庸的商业写作背景正好可以用大众文化的眼光去观察，金庸小说的男女爱情可以从女性主义文化的角度去分析，金庸小说中的民族国家观念可以在后殖民文化的框架中去解读。文化批评无疑拓宽了金庸研究的视野，提升了金庸研究的水准。但是，这些文化批评往往给人一种“套”的感觉。批评家的目的似乎不在阐释金庸小说，而在证明文化批评理论的正确性。批评家不是用理论去解读作品，而是用作品去解读理论。批评家总是先讲一通理论，再从金庸小说中寻找一些例证。往往是理论一大篇，例证一两个，然后证明完毕，鸣金收兵。这种文化批评是否能加深对金庸作品的理解，这里且不去说它。

　　笔者要指出的是，这种文化批评存在着批评家尚不自觉的诸多误区。笔者视野有限，就接触到的一些例子，信手罗列于次。

　　后殖民文化批评的误区

　　金庸自己说过：“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严家炎先生高度评价金庸小说“挣脱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的做法，他指出：“在武侠小说中承认并写出中国少数民族及其领袖的地位和作用，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各民族间的关系，金庸是第一人。”严家炎先生赞许这是金庸小说富有现代性的生动体现。但后殖民文化批评传入以后，这种观点受到了挑战。有论者试图揭示金庸突破汉族中心主义的“真相”。论者指出：“简言之，既然鞑子皇帝比汉人更懂得勤政爱民，有什么理由要把他推翻牽此便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正值《鹿鼎记》写作时期，香港经济起飞、教育日趋普及，再加上经过天星小轮加价暴动、六七年‘反英抗暴’等一连串骚乱，尤其七一年麦浩理上任以后大力推行社会福利，使香港迈入了现代时期，从而培养出香港人对港英的归属感等诸般情况，有着隐约的呼应的关系。”

　　论者的隐含逻辑是：“金庸在小说中说，既然鞑子皇帝比汉人更懂得勤政爱民，有什么理由要把他推翻牽实际上就是说，既然港英当局比中国政府更懂得勤政爱民，有什么理由香港要回归中国牽”可惜论者并不能借此打倒金庸，因为在香港回归的历史进程中，金庸先生的政治态度以及他发挥的作用、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该文论者还指出，港英政府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百年长期力于清除汉族民族主义、培养英国文化认同的工作。金庸小说对汉族民族主义的“突破”其实只是殖民教化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论者还提醒我们，应该将金庸的这一思想与他在六七年暴动中支持港英政府，与左派论战的情形联系起来看。我觉得作者完全陷入了误区。论者武断地认为，金庸对汉族民族主义“突破”只是殖民教化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批评过汉族中心主义，提倡各民族平等相待。不知这是否也是殖民教化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论者还提到香港六七暴动。

　　其实我们都知道，香港六七暴动是在大陆文化大革命影响下的极左行为，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暴动反对港英政府，就极力拔高其革命意义。事实上，这一行动在当时就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严厉批评，金庸在六七暴动中与左派论战，支持港英政府，即使人们不承认金庸的远见卓识，这一事件也决非金庸的历史污点。论者所使用的是后殖民文化批评话语，致力于揭示金庸民族国家观念“现代性”的“殖民性”背景。我觉得后殖民的视野限制了论者，使论者陷入了误区而不能自拔。西方确实有西方中心，对东方充满偏见与歧视。这一点，后殖民文化已经正确地指出来。但是，东方人是否也有中心观念，对西方充满偏见与歧视呢牽我看也不能否定。我们反对人类之间的偏见与歧视，但我觉得被歧视的一方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为什么被歧视，是不是因为自己在某些方面确实落后。如果是这个原因，我觉得这不能说是歧视。笔者认为，文化不仅有多样性之分，还有先进与落后之别。落后的文化也是多样文化中之一种，但我们是否应为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而容忍它的落后性。比如，是否为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而继续让我们国家的女人缠小脚呢？殖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用落后文化殖民先进文化。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时代，前不久中国的宁航员也已经飞天。在太空时代，我觉得与其谈西方、东方之分，不如谈先进、落后之别。笔者并非维护西方中心，而是在维护先进文化。在太空时代，谁代表着先进生产力，谁代表着先进文化，谁代表着全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应该以谁为中心，对落后的文化进行批判，这样才能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

　　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的盲点在文化批评中，女性主义以其犀利的锋芒独树一帜，笔者也认为，歧视女性实不应该，男权观念应该批判。这里不去讨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问题，我们首先假设女性主义观念的绝对正确，而看一看这些观点的证明过程。但我们很快发现，用来证明女性主义观点的材料很多是经过有意选择的，这就形成了女性主义批评的盲点。比如，有论者认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女性观念折射出男权中心的陈腐气息。论者的证据是：在金庸小说中，经常出现一男而多女的情况，而女子的多情陪衬正是为男性读者所感兴趣的。

　　不错，金庸小说中确实有“一男多女”的情况，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在金庸小说中，还有“一女多男”的情况。比如，在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霍青桐、香香公主都喜欢陈家洛，这是“一男多女”，但霍青桐也有至少两个追求者。而香香公主，陈家洛和乾隆都喜欢她。这又是“一女多男”，同样，在《碧血剑》中，有两个女孩子喜欢男主角袁承志，但又有两个半人喜欢女主角温青青，一个是袁承志，一个是温青青的堂兄，还有一个就是误把温青青当作男生的何铁手。

　　《射雕英雄传》中，华筝和黄蓉都喜欢男主角郭靖，但郭靖和欧阳克都喜欢女主角黄蓉。《神雕侠侣》中，确实有很多女孩子喜欢杨过，但杨过和尹志平都喜欢小龙女，武氏兄弟和耶律齐都喜欢郭芙。《倚天屠龙记》中，好几个女孩子喜欢张无忌，但宋青书和张无忌都喜欢周芷若。这种一女多男的例子也是金庸小说中的一个明显现象，即以最为女性主义者所诟病的《鹿鼎记》来说，韦小宝娶了七位夫人，这是一男多女。但小说中也有一女多男的情况，比如，阿珂有郑克爽和韦小宝两位追求者，方怡先后被刘一舟和韦小宝追求过，苏荃还先后嫁过洪安通和韦小宝。而女性主义批评家，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往往只注意对自己观点有利的“一男多女”情况，而对“一女多男”情况故意视而不见，这样的批评究竟有多少说服力呢牽一男多女，一女多男，这都是恋爱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金庸描写这种情况，并不能说就是以谁为中心。我觉得要批评金庸小说中的男权观念，单靠一男多女模式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必须有其他更有力的证据，以证明金庸是歧视女性的。

　　笔者在金庸小说中找了一下，很可惜没有找到，笔者倒是找到了一条有力的反证。这就是《射雕英雄传》中黄蓉的话，当一灯大师说出“兄弟如手足，夫妻如衣服。区区一个女子，又当得什么大事”时，黄蓉反驳道：“呸，呸，伯伯，你瞧不起女子，这几句话简直胡说八道。”金庸接着写道：“在渔耕读四人，一灯大师既是君，又是师，对他说出来的话，别说口中决不会辩驳半句，连心中也是奉若神明，这时听得黄蓉信口恣肆，都不禁又惊又怒。”

　　这段对比描写，无疑透露了金庸对黄蓉的赞赏。黄蓉的这句话，无论如何总不能说是岐视女性吧。金庸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些女子，她们无怨无悔，千依百顺，爱着自己的男人。有女性主义批评家就说，这投合了男性对女性的期待性想象，姑且不论这一观点是否武断，我不知道这些批评家有没有注意到，金庸小说中，还有一些男人，为了他们所爱的女人，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又是投合谁对谁的期待性想象呢牽笔者倒是期待，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挖掘金庸小说的男权中心观念时，视野不要太狭窄，不要只根据一面之辞下判断。

　　大众文化批评的迷津大众文化批评源自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由于金庸小说是香港社会文化工业的产物，金庸小说的跨文类改编显示了文化工业巨大的生产力，金庸小说也就成为大众文化批评的一个最好范本。但是，在运用文化批评研究金庸上，也有论者陷入了迷津。比如，有批评家指出：“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文学写作与大陆完全不是一回事，武侠小说的写作不过是报纸销售的手段。对于作为金庸事业起点的《明报》来说，新派武侠小说的吸引力更是至关重要。毫无疑义，投合市民趣味是当时金庸小说创作的第一目标。如果有人认为这样说是贬低了金庸，那是对于香港文化的无知。”我们不否认金庸创作武侠小说有其商业目的，但是，金庸历时十年修改其作品，现在又进行第二次修改，这又是出于什么商业目的牽从商业上讲，与其花费十年修改作品，不如再造一些新篇更为划算。当然，也许有人认为金庸对作品的修改是想打出商业品牌，有着更大的商业目的。笔者认为，如果商业目的能够引起作家们对作品质量精益求精的追求，那么，这种商业目的不仅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值得尊重。批评家还提到金庸对市民趣味的迎合。在不少批评家看来，投合市民趣味，那是作家的堕落。这些批评家维护文化尊严的用心值得敬重，但是，究竟什么是市民趣味呢牽如果说市民趣味就是要求故事情节的生动曲折、人物形象的栩栩如生，那么，加以迎合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

　　交响乐中的男高音在金庸研究中，文化批评现在盛极一时。这些批评给人的印象，就好像一场交响音乐会，批评家拿出各种乐器，一齐上阵，一时间鼓乐齐鸣，煞是热闹。在这些论文中，批评家为了验证文化批评理论，不得不引述金庸作品的段落作为例子，而这些文章中最好看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被引用的金庸小说段落，而不是批评家的大段理论阐释。

　　这就好比，在嘈杂的音响之中金庸的声音盖住了所有音乐的合奏。本文并不是全盘否定文化批评，只是觉得现在的文化批评还没有充足的说服力，它们所谓的洞见其实很多只是偏见。

　　文化批评以什么为对象据笔者的观察，现在的文化批评主要是用某种西方的文化理论去套作品，而不是对作品自身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内涵进行批评。也许有人说，这不是文化批评。这种说法其实倒是预设了西方中心：文化批评应以西方的模式为准，为什么文化批评就不能扩大自己的内涵呢牽金庸小说具有丰富的文化现象和深刻的文化意蕴。但是，对这些文化现象和文化内涵，笔者觉得，现在的研究还很不够。不少研究还停留在虚泛的赞美，而没有进入深入的解读。据《南方周末》2003年10月16日报载：10月8日，金庸参加华山论剑活动。当华山上的道士们得知金庸要来之后，联名写信表示抗议，不欢迎金庸来华山，理由是金庸在小说中对道教不友好。真的是这样吗？笔者认为，研究者应该有自己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