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海纪念馆落成典礼
傅庚辰、徐沛东、陈中秋、刘长安等领导和冼妮娜在研讨会现场
中国音协主席傅庚辰、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张小军与冼妮娜等在纪念馆内留影
广东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周建平在研讨会上讲话
冼星海与音乐的民族精神研讨会现场
冼妮娜研讨会上发言
100年前，在那个饱受封建势力压榨和外族侵略的年代，广东出了个冼星海，他“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2005年6月13日，在冼星海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由中国音协、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文联共同主办，广东省音协承办的“冼星海与音乐的民族精神研讨会”在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召开。出席研讨会的有中国音协主席傅庚辰、中国音协党组书记徐沛东、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和广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音协有关领导以及省内外音乐界资深专家学者。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发展民族音乐文化·弘扬星海“黄河”精神。与会代表们以冼星海曲折的人生经历和不同创作时期的音乐作品为基石，从音乐美学、音乐史学、音乐心理学、哲学等角度，结合对其音乐作品的分析、对其音乐创作的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等特点发表了意见，并着重探讨了其音乐作品中所凸显出的民族精神。
傅庚辰（中国音协主席）
星海同志生于贫困、死于忧患，一生颠沛流离，最后客死他乡。但他却给祖国和人民、给中华民族、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星海1905年出生在一个贫苦渔家，他没见过自己的父亲，是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他克服了生活上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在国内和法国学习音乐，在食不果腹的艰难日子创作了大量作品，早期他改编了《顶硬上》、《饿马摇铃》，在巴黎创作了三重奏《风》等乐曲，回国后写了《夜半歌声》等几部电影音乐和《救国军歌》《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著名歌曲，到延安后短短几个月写作了《九·一八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尤其是只用了六天就写出了中华民族经典之作《黄河大合唱》。星海从法国回来后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音乐活动之中，把每一个音符当作射向敌人的子弹。他的音乐创作、音乐活动都和时代和人民血肉相连，他走了一条人民音乐的路，音乐为人民的路。
星海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继承民族音乐传统、学习外国先进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所取得的。今天我们要吸呐世界上一切先进音乐成果建设中国的民族乐派；弘扬音乐本质；踏准时代节拍，唱响伟大时代的三步曲；我们的音乐创作、音乐教学、音乐表演和一切音乐活动都要围绕伟大的时代主题来展开，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音乐事业的积极作用。广东音乐界要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音乐传统，沿着星海的光辉道路胜利前进，为广东和祖国的全面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徐沛东（中国音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在抗战时期众多的作曲家作品中，流传到今天的主要以聂耳、冼星海的作品为主。冼星海同志为我们民族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激励着我们的民族向前，激励着我们后辈音乐家不断提高。星海在法国学习的是西洋作曲法，然而其音乐语言散发出的是浓郁的民族气息，他如果不是投身于革命的热潮中，不是融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不可能创造出这样划时代的伟大作品来。我们要学习星海扎根于民族、奉献于民族的精神。党号召艺术家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冼星海就是我们学习如何做好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最好榜样。
冼妮娜（冼星海的女儿）
能回乡参加家乡人民为纪念我父亲诞辰一百周年而举行的系列活动，我的心情十分激动，也感到非常荣幸。
我在妈妈对爸爸的思念中渐渐长大。我从延安鲁艺师生的谈话中知道父亲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是一个意志坚强、工作勤奋的人，是一个爱国爱家的人。那一年，在一次联欢会上，毛主席对我说：“妮娜，你爸爸要回来了。”我是多高兴呀，可以见到爸爸了！可以听爸爸唱歌了！我和妈妈天天都在盼望中度过那些望眼欲穿的日子。可是爸爸没有回来。当我看到鲁艺的师生们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很多人失声痛哭时，我知道爸爸不会回来了。但是，爸爸的歌声和音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也从来没有离开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
爸爸写了很多抗战歌曲，他深入基层、组织歌咏队，开展大型歌咏活动，用血与火的歌声唤起民众。1939年父亲创作了《黄河大合唱》，他用自己火辣辣的心去写每一个音符，他不愧为是用音乐做武器参加抗战的战士。1940年5月父亲被派遣到苏联，不久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了，在那严峻岁月和极为艰难的环境里，爸爸就是依靠那坚定的革命信念、回国的决心和对音乐艺术的追求，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折磨，顽强地生存下来，并陆续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曲》《神圣之战交响乐》《中国狂想曲》等作品。他为我国人民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付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我敬佩、热爱、怀念我的父亲，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杜佐祥（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
冼星海与音乐的民族精神研讨会是我们广东音乐界的大事，也是广东文化建设的盛事。冼星海的作品把我们带入到那个风起云涌的抗战救亡运动中，他的民族精神更是感染着我们，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不能忘记您的慈爱，但我要走千里万里更加艰难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要用我的心血、我的才华去参加民族救亡运动”。星海正是带着这种民族精神、民族气节给我们创造出了大量汇聚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作品。在新的建设中、在弘扬先进文化的进程中，我们要发扬星海的民族精神、战斗精神，推动我们广东的文化大省建设，构建我们和谐的社会。
周广平（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
星海音乐学院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的一所专业音乐高等学府，到今年已有20年了。我们学院对冼星海的研究一直非常重视。参加今天研讨会的专家中就有不少我们学院的老师，在以往纪念星海的大型活动中，我院也一直都是积极参加。在我院即将申请到的科研项目、科研基地中，对冼星海的研究占很大比重。
冯光钰（原中国音协书记处书记）
冼星海的一生短暂而辉煌。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创作甚丰。民族性是星海作品的显著标志。星海从青少年时代就接触西洋音乐，成年后又到巴黎攻读西洋理论作曲，可以说是一位精通西洋音乐的专家，但他并未“全盘西化”，而是在对西方音乐广泛的选择和严格的审视之后，把外国音乐中一切优秀的东西撷取过来，与本土音乐相结合创作出了富有我国民族性的音乐作品。同时他撰写了《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民歌研究》等大量文章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他坚持音乐民族性的观点。由此可见，他的创作实践是与民族性的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并非盲目之举。
星海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充满了鲜明的时代性，是“时代性艺术”。1935年他从巴黎学成返国，正值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之际，他以饱满的爱国热情马不停蹄地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1937年“卢沟桥事变”，他创作了富于浓郁战斗生活气息的《保卫卢沟桥》等歌曲广为流传。他在文章中提出，抗日音乐是“时代性艺术”，可见他的音乐思维触角总能探向时代的精神深处，紧紧追寻时代的特点。
星海始终明确、坚定地秉承音乐为“民族解放”而歌唱的艺术观，继承传统音乐的构筑，体现时代精神，创作出了许多既能藏之名山，又能传诸后世的音乐经典。他能享有中国现代乐坛主将之誉，受到人们的敬仰和缅怀，实在是实质名归，当之无愧。
罗小平（星海音乐学院教授）
今天，我从音乐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高AQ——星海事业成功的重要心理因素。AQ（逆境商数）是体现主题意志力水平的指数。星海所具有的高AQ水平，体现于：克服困难的意志力。星海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了生活的磨难、战火的考验、疾病的摧残，但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摧毁他的意志；坚持不懈的持续力。持续力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坚韧性，星海的坚韧性体现于他对音乐的热爱贯穿始终，从新加坡到岭南，从北平到上海，从巴黎到国内，从延安到蒙古和苏联，他从未放弃过对音乐孜孜不倦地追求，从未停止过为人民的音乐事业奋斗的步伐；积极乐观的控制力。星海在巴黎于饥寒交迫、繁重的劳役与同胞的羞辱下学习，他常对朋友说：“凡是都要往好的方面想，不必失望。”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源于对自己能力的控制力与努力结果的信心；自我超越的调节力。星海的这种调节力既体现于他似海绵一样不断吸收新观念、新知识、新技能、新方法来增强自己的能力、丰富自己的心理结构，亦体现于他对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的锤炼。
这四种力使他在事业上能够克服内外不利因素，获得音乐创造的能力，并使这种创造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使他具有生命不息、攀登不止的创造精神，让高AQ的人格外化为音乐的壮美风格。星海的高AQ还与崇高的理想和爱国爱民的信念相关。他的创作与拯救受压迫的人民和苦难的祖国联系在一起，为了这一崇高理想、伟大使命，他忍受所有的苦难、克服一切困难。
因此，今天我们纪念星海，不仅要把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来研究，还要把他作为一个大写的人来学习，他的音乐与他的人格都将激励着人民，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费师逊（广东省当代文艺研究所研究员）
我讲的题目是《试谈星海时代性的文化透析兼及广东音乐问题》，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来谈冼星海。文化的时代性是由不得自己的，文化的局限也造成了星海不成熟的地方。
中国历史上三次文化大融合：汉朝、宋朝和五四时代以后。冼星海处于中西音乐文化融合时代的创始阶段，既可以让他在其间发挥自己的才干、天赋和学习心得，但他又只能在客观上处于那时的文化格局中。在文化发展史上时常都可以发现有继承、交叉、斗争、混成、新生等等现象，个人可以在其中发挥所长，但也有力不从心的际遇。一句话：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冼星海的革命歌曲、合唱歌曲是成熟的，而交响乐作品则不够或不算成熟。就马思聪和星海比较而言，马思聪的创作完全继承印象派的传统手法，对民族风格的要求相对不高，所以一定程度上马思聪的交响乐作品较成熟。而星海对民族风格具有很超前的革新与创意，他在创作上摸索“中国特色”的路子，因此，他也就不可能超前地成熟，他必然受到音乐文化发展程度上阶段性的局限。他的交响乐作品经过当今的诸多作曲家加工出版，但不一定都能体现他本人最初的创意。
在中西交融后的音乐形态和技巧上当时最完善的最成熟的，当然首先要数以聂耳、星海为代表的革命群众歌曲，再就要算广东音乐，它们确实曾将中西文化打成了一片。
我曾用四句话来表达我对广东音乐的认识，（广东音乐）“承中原而粤化，感西风而创新，非艰深而精巧，以自娱而娱人”。应该承认广东音乐是中西文化融合得很好的，其中中国传统音调、乐律、奏法、与乐曲结构的根子扎得很深，中西文化融合得很协调。广东音乐并不艰深而是非常精巧、简易。在音乐上广东出现过萧友梅、冼星海、马思聪等杰出的人物，在“广东音乐”中又产生过严老烈、何柳堂、吕文成等天才的音乐家。最近，广州相关部门在扶持苏文炳等老一辈粤曲艺人，进行粤曲的发展史、流派方面的研究工作，这非常好。那么，也应该展开课题来研究我们广东的各个乐种，为我们文化高峰的到来做好准备。
王少明（星海音乐学院教授）
我是从现象学的角度来探讨冼星海“中国新兴音乐”的思想及其作品，这是一种理论尝试，旨在把冼星海“新音乐”从传统被“脸谱化”思维框架中解放出来，以期在研究上开启新视窗，发现新意义。
从传统的意识形态来理解星海、研究星海的作品当然是对的，但星海“新音乐”思想的很多方面尚未被我们认识。所以借助现象学中的“悬置”看看星海更深层的东西。悬置意味着把一切理论和意欲的附加与假设用括号“括”起来，以直观的方式去发现新的科学领域。从创作主导思想看，星海的作品“悬置”了个人性，而突出了民族性、人民性；从创作内容看，以抗日题材为主，“悬置”了非抗日的娱乐性、浪漫性等内容，突出了战斗性、严肃性、现实性等内容；从创作风格看，他的抗日歌曲“悬置”了西方高难度创作技术风格，突出了“中国气派”、“中国作风” 、“民族形式”；从审美理念上看，作品“悬置”了具有诗情画意的柔美风格，用旋律和节奏突出了壮阔、雄迈、无畏的崇高风格，特别在堪称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黄河大合唱》中，这种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形式、题材上，悬置了单一性，突出了多样性，他创作的作品题材、形式、风格多样，不拘一格；从处理作品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上，他悬置了完美形式，突出了抗战的内容。
“回到事物本身”。理解星海作品不能仅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研究，星海的作品本身是个美学，应该用感性的东西来加以评论、用心去感受其作品，这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这与现象学思维是一致的。
借助现象学、美学的观点研究星海作品。把音乐问题看作是一个同一性问题。音乐作品包含“实在对象”和“非实在对象”。“实在对象”即以音符、乐谱、音像等方式固定下来的存在；“非实在对象”即“纯意向性”，这给我们欣赏星海作品、发展星海“中国新兴音乐”留下了更多想象空间，星海作品包括《黄河》本身美的东西是根据个人的经历、性格、想象的不同而在感受上存在差异的。《黄河》从现象学角度来理解还有许多空白需要我们去填补和发展。
发展冼星海的创作手法、发扬冼星海的民族精神，建立中华民族乐派需要我们借助现象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意念。
刘智忠（广东电视剧作中心高级音乐编辑）
“艺术为人民”，是冼星海创作思想的核心。他自觉地把音乐家灵魂的骚动和美的呼唤，同民族的、人民的命运和愿望密切结合起来，这是他的创作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星海回国后，明确了他创作道路的定位，深深地扎根在民族民间音乐的根基上。他的创作作品引用了不少民族音乐和民歌的素材，增强了民族风格，让老百姓听懂。今天，我们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100周年，为的是以星海的民族精神来激励我们的文艺事业不断地向前发展。纵观南、北各省市民族音乐的发展状况，有喜有忧，北方的发展势头较南方好，民族民间音乐基础较厚实。而广东的岭南音乐有广东音乐、潮州音乐、广东汉乐三大乐种。广东音乐的发展较活跃和多层次，潮州音近年举办过几次大赛，出了部分作品，广东汉乐2004年举行了《客风·出水莲》大型音乐会，掀起了一股振兴的热潮。但是，广东的民乐发展还是困难重重的，广东建设文化大省应将这些乐种继续地扶持与促进发展。
明言（星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部主任）
横向地看，炎黄子孙必有“黄河情结”。纵向地看，每当国难当头之际，“黄河情结”必将彰显，并成为凝聚人民大众的“核心”。
整个战争时期，中国新音乐创作领域内的某一个种类（抗战歌曲）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这种发展具体体现在：创作群体迅速诞生与成熟，创作成果迅速走向社会，并且迅速成为引领社会风尚转化的“催化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成为这种时代特征的标志。在这里，音乐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做到了毫无保留地为时代政治、军事斗争服务。
创作于1939年的《黄河大合唱》，经过30年以后，被一伙热血沸腾的青年作曲家、演奏家们改编成了钢琴协奏曲，这个改编曲成为20世纪中国新音乐创作的经典。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文革”的“内忧”阶段，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出现，对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目前，绝大部分有关冼星海的文章与十年前的文章差不多，均是老同志的回忆、领导的讲话、星海宏观的历史形象等，千篇一律，意义不大。对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研究该何去何从呢？我认为其一要做好基础性的材料发掘工作、基础性的研究。其二要督促文艺团体演出星海所有的作品，留下宝贵的音响资料。
何平（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接着明言老师的话，我想说几句。几年或几十年之后的星海研讨会还要写什么文章、还要从事那方面的研究，这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前十年的文章中只有两篇论及到星海的音乐，其余的全是谈对他的回忆、感想和他的精神。星海的精神通过什么来表现？通过音乐，所以星海首先是个音乐家，而不是一个职业革命者，如果只停留在职业革命者的身份来研究星海，那么他作为音乐家的形象就立不起来。其次，现在我们听到的很多星海作品均经过了改编，甚至有些被改变得面目全非，几乎听不到他的原作，这对我们深度研究星海作品有非常大的影响。
冼星海是一位音乐创作丰富的作曲家。作品的数量之丰厚，体裁之多样，题材之广泛，这些是同时代作曲家所无法相比的。
冼星海又是一位作品风格充盈的音乐家。表现在：作品有着强烈的时代风格，这些风格是伴随着他投身于那个时代的洪流逐渐形成的，其三个创作时期的风格完全不一样；鲜亮的民族风格，这一风格是与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一起鲜活起来的，他尽量避免标签式的图解民歌，而是将民族音乐的精髓融于其内，如《二月里来》是江南味很重的曲子，尽管当时陕北老乡不能接受，但后来证明这首歌曲是很成功的；显露个性的艺术风格，欧洲传统和声在星海的笔下容进了中国民族的韵律。他在创作《保卫黄河》时采用了典型的欧洲大调音阶骨干音，却将大三度的走向转为下行小六度，有着典型的河北、山西民歌音调的旋法特征，具有浓烈的民族气韵，歌曲在极富民族特征的同时，又有着巨大的冲击气势。民族音乐的旋法使欧洲的和声风格变得弱化。冼星海正是通过具体的技术手段，来表现他的艺术风格的，他作品的时代风格、民族风格是物化在他的技术风格中的，形成了他的艺术风格。在以作曲技术手段为载体表现个人风格特点的同时，表现出了作品的时代风格和民族风格。
冼星海还是一位具有学术思想的音乐理论家，这一点我们对他的看法不太高，而且也没人提到这一点。他非常勤于理论的思考，写下了大量创作杂记，记录下了他的创作思想、创作手法、创作目的，并实事求是地检讨自己的作品。他对中国新音乐运动发展的看法，对当时边区音乐运动的卓见，以及他在当时延安学习音乐的条件极为艰苦情况下编写的《民歌研究》讲稿，都足已说明他音乐理论根基之扎实。冼星海的学术思想还表现在他对同时代人的评价方面，他常常是站在理论的高度来阐示自己的观点，这些评价，今天看来仍表现出了它的客观性、务实性和学术性。在对聂耳的评价中，他用直截了当的语言驳斥了一些人对聂耳的不实言论。冼星海对音乐教育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与当前我们的音乐教育主张几乎一致：思想政治过硬——技术基本功扎实——创造思维活跃——艺术实践丰富。不但如此，冼星海还强调了建立新的音乐理论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不应该忽视星海作为音乐理论家的学术地位。
冼星海是我们的骄傲，他那些数量众多的音乐作品，他那些浸满学术思想的理论著述，是我们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冼星海是属于人民的，他的一生证明，他无愧是“人民的音乐家”。
刘长安（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
今天，各位专家发言为我们学习星海、研究星海、继承星海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尤其是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学习星海、学习什么、怎样学习、发扬什么、继承什么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是十分宝贵的理论成果，是十分令人高兴的。我认为学习星海，就应该学习他为人民而创作的崇高精神境界；学习他深厚而强烈的民族感情；学习他融汇中西精湛的创作技巧；学习他刻苦学习、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
时代呼唤艺术精品，音乐家们有责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精品回报社会、服务社会。当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迎来了空前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为音乐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无限广阔的舞台和光辉灿烂的前景。希望音乐界的朋友们，积极的行动起来，振奋精神、努力工作，以冼星海为榜样，以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服务改革开放、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己任，紧跟时代的脉搏，踏着时代的步伐，唱响时代的最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