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执政党要顺利开动国家机器，并让其事业持续发展，都晓得一文一武“两手抓”。毛泽东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早就明确指出，要掌好印把子，就必须牢牢抓住枪杆子与笔杆子。二者都是“重要的方面军”。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坚强堡垒，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就是因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人出色发挥了两个“重要的方面军”的历史作用。尤其从邓小平开始，做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策与部署；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决贯彻落实“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与方针，并站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与理论高度上，面对新世纪的机遇与挑战，满怀信心去创新，去发展，去跨越，去争取更辉煌的胜利。

　　至此，作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总和的文化，又在新的“两手抓”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调整文化发展的结构与步伐，便成为新时期共产党人不可回避的社会大课题。

　　单就文艺而言，自建党到建国，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英明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从未忽视这“重要的方面军”。“双百”方针的提出，“二为”方向的内容转换，以及建国50多年来，党中央所制定的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文艺、管理文艺方向的确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当然，也产生过某些沉痛的历史教训。

　　如何看待党领导文艺80年的风风雨雨，的确需要眼光、尺度与胆识。近年来，国内不少专家学者已通过各种论坛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争鸣，并且步步深化，取得学术上的丰硕成果。本文也就有关问题发表几点看法，算是个人的初步思考吧。

　　一、

　　凡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政党，都格外注重意识形态的工作，文艺地位是铁定了的。因为它有多功能性。当然，用发展观点看一切事物，对于文艺的地位与作用，也还是动性概念。即随着时代的发展，情况的变化，文艺的内涵与属性将有所不同。党在各时期领导文艺也需有相应的灵活的方针政策。其理论指导总要十分明确，并且不能滞后。

　　毛泽东1942年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划时代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全面夺取政权之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准确把握与对中国新民主义文艺向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制订了富有历史意义的战略纲领。譬如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是由特殊时代所决定的。无产阶级要打天下、坐天下，政治的最高表现是什么，人民的涵义是什么，不言而喻。当时的“二为”方向决定了我国新文艺的性质与前途。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针对当时的情况，作关于“为什么人”与“如何为”、 “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暴露”、“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等几个重大问题的论述无疑是正确的，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成为繁荣中国新民主义文艺的指导思想与行动纲领。但建国之后的最初阶段，由于对社会状况与形势发展缺乏足够的科学分析，“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反右”运动与“文革”浩劫导致文艺方向被扭曲，“双百”甚至变为一家独“鸣”、一花独“放”。从而政治代替了文艺，惟工农兵才算“人民”。这样，文艺纯粹变成政治的翻版，阶级斗争的“工具”。其结果，不但违反了文艺创作与发展的自身规律，还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所践踏，文艺队伍首当其冲，文艺园地变成“重灾区”。

　　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邓小平、江泽民一再要求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实事求是，并把原来的“二为”方向改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拓宽了文艺的发展道路，使其多功能化，即主旋律与多样化相结合，更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求。所以，神州大地的文艺春天当真来了。

　　党领导文艺8o年，虽然走过一段并不平坦的曲折道路，但其经验教训却是丰厚的财富。起码让我们懂得党对于文艺：第一、不能放松领导；第二、领导不是横加干涉；第三、领导意味着正确指导与妥善管理；第四、要搞好后勤服务；第五、领导者要与文艺家交朋友；第六、要尊重文艺家的工作，尊重文艺创作的规律；第七、要保障“创作自由”与“批评自由”、“学术自由”。

　　二、

　　党领导文艺是一门高深的大学问。其原则标准与艺术要求都是很高的。

　　邓小平早已告诫我们，党委领导文艺，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行政命令”，不是“横加干涉”，而应该“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文学创作以“创”为重，以“新”为贵，创新是民族发展的灵魂，更是文艺发展的灵魂。惟创新才能突出体现发展这个主题。为此，党领导文艺首先要给文艺家创新、发展的机会与条件，尤其保护他们足够的“心灵自由”，充分扩展其“思维定向”。因为，文艺是复杂的精神劳动，而且是个体化的，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太多条条框框的束缚，这样那样的“禁区”和“误区”，处处设关卡，以行政命令代替指导，用指手画脚代替管理，最终只能扼杀文艺。

　　对此，邓小平非常反感。他疾呼：“衙门作风要抛弃”。是的，领导者不管多么高明，即便其本身是一名杰出的艺术家，也要同文艺工作者保持朋友、同志的关系，只能平等地交换意见，而且这种意见，若不是党的决议或决定，作为个人看法，不管有多大权威，也只是领导本人的“一家之言”，不能当作金科玉律或代表某一级的“红头文件”。党对文艺的领导应是理论的，方向性的，毕竟与具体的某官员的个人权力影响截然不同。

　　一个好的文艺领导或曰一个分管文艺的好官员，既要有坚定的政治性，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又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且能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方面）保证文艺家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遵循文艺创作的规律，多出好成果。

　　党的三代领导人都特别重视、关心文艺人才的培养。这是党领导文艺必须解决的大问题。邓小平要求从思想与工作制度上“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没有一支富有朝气、信得过、健康成长的青年文艺家队伍，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又何来兴旺繁荣？文艺部门尤其文艺团体绝不同于党政机关。如果随便转换职能，搞成“衙门”或“衙门化”，抹煞文艺的灵性与特征，还能有人才与佳作出现吗？近20多年来的经验证明，改革文艺管理体制，完善文艺管理制度，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切实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才能真正培养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中有希望有作为的“新生代”乃至涌现耀眼的“新世纪之星”。如何营造文艺人才成长的好环境、好气候、好氛围，显得特别重要。“李云迪现象”就是好生生的典型。他一夜成名天下知，主客观因素缺一不可。

　　三、

　　领导与管理也有宏观与微观的区别。党领导文艺落实到基层与部门，更多体现在管理与服务上。各地党委除了准确把握、全面贯彻好党中央的文艺路线、思想、理论、方针、政策与条件，还要根据全国文艺发展形势尤其本地区文艺状况的实际，从文艺方向、思想、理论到文艺创作、展演以及文艺评论，都要组织、引导、帮助，既当好指挥员、导航员，又要胜任"后勤部长"的工作。

　　不过，说起来好像谁都晓得，“上传下达”嘛，开个会来布置安排也很容易，或者勤于检查落实，甚至亲手“抓一抓”，都并不难。我们许多好的文艺领导或分管抓文艺的负责同志，恐怕是不会偷懒的。有的还叫苦连天呢。但令人费解的是，有些地方，抓来抓去，管来管去，照样落后于形势，赶不上先进。弄得不好，到头来，非但两手空空，更有挨批评的份儿。

　　究其原因，离不开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在作怪。

　　譬如植树造林，有人管种不管活。又如种田，只顾播种，无视田间管理。如此“只讲耕耘不讲收获”的领导作风是要不得的。文艺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要十分耐心、过细，并且讲求工作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我们不是提倡“十年磨一剑”吗？不但文艺工作者要“磨”，指导与管理文艺的领导者更要耐“磨”。一方面从政治、思想、精神、理论上给予关心、启迪、支持，还要深人了解他们的创作过程，热心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困难，鼓励他们勇于闯关。但万万不能浮躁。急功近利要不得。

　　就全国范围来说，凡是文艺事业活跃、繁荣、兴旺的地区，都与分管文艺的领导密切相关。他们有的十分开明，颇为宽容，精心打造文艺创作的好条件，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对文艺家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有的还亲自给文艺家请创作假，甚至亲自陪他们一起深人生活，体验创作的艰辛。譬如文艺采风，他们决不搞形式，图热闹，而是真正的扎根，从火热生活中吸取创作的源泉。

　　严格说来，一方面，领导文艺就是“抓文艺”，要抓紧，一抓到底，抓出成果来；另方面，又必须承认，有些好作品不一定都是“抓”出来的。古今中外的许多经典名著就不靠人为的“抓”，只靠自己的苦“磨”。有人大辈子才“磨”出一部传世之作，便是证明。所以，“抓”文艺既要紧又要活，更要细。不能光靠“评奖”来繁荣文艺，“量化”也要有度，太滥了，反而助长某些人名利思想的抬头。凡负责文艺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策划者、管理者，都要通晓文艺家的个性特征乃至脾气，了解创作的自然规律，给予充分的独立，让他们放飞精神白鸽。即使天马行空，只要是好马就给他（她）驰骋文坛的一点自由吧。除了某些综合艺术，需要团队行为，不少创作本身就是个体劳动，更应尊重独立性。

　　这里，当然会涉及到一个热点问题，即“思想自由”。其实，所谓“思想自由”也是“心灵自由”，而且应该区分为“内心自由”（发生）与“外在自由”（发表）两种。爱因斯坦在《自由和科学》一书中就说过：“只有不断地、自觉地争取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精神上的发展和完善才有可能，由此，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进。”我想，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领导者、管理者，是不能回避“思想自由”这个问题的。何况，这本来就是客观规律，谁能肆意违背呢？

　　四、

　　适值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强化阶段，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我们应该理气直壮地敢于面对“文学是人学”的本义：人性、人情、人道、人权了，应该光明正大地倡导世所公认的学术自由、创作自由、批评自由乃至思想（心灵）自由了。没有意识形态真正的宽容开放就谈不上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精神、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创作与评论。如果文艺家的思想像“文化大革命”时遭到禁锢，带着镣铐跳舞，又如何让文艺园地百花齐放，如何营造文艺事业的亮丽风景线？当时的所谓领导文艺简直就是摧残文艺，毁灭文艺。

　　有自由才能独立，独立了才能自由。这本来是生命哲学的一个普通原理。但也有人望而生畏！把共产党献身争取的“自由”“独立”视为洪水猛兽。岂非咄咄怪事？当今，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要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不能把“自由”、“独立”问题当儿戏了。

　　这问题的提出，无论昨天、今天还是明天，对文艺领导者来说，都是一种考验。谁能理解深透，正确对待，谁就在所领导的文艺单位与部门得心应手。因为他们释放了文艺家的灵性，松开了文艺家的手脚，在艺术天空里自由呼吸，收获阳光，尽情享受自然美。

　　诚然，这里已经涉及理论创新的问题。没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邓小平文艺理论为指导，当今的文艺春天就难以到来，来了也会匆匆失去。

　　其实，邓小平理论就是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升华的具有创新精神的经典理论，起了前导与基础的作用。只要我们认真钻研，深刻理解，全面落实，就可以排除“左”“右”干扰，不动摇地坚持江泽民提出的“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如何加强对文艺的领导，如何改善对文艺的管理，这便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胆识很重要。胆识就是眼光，就是智慧，就是气量。检验一个领导干部的水平，有多项标准，但“胆识”二字不可或缺，而且不可偏废。同样是一个作品，一台节目，在不同的领导眼中，差异很大，甚至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即使看法一样，其处理办法也会相左。即使真的掌握毛泽东所明确规定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也往往是理论上一套，实际上却另搞一套。所以，光有好理论不行，更重要的是实践，就像你手中有闪闪发光的宝刀，但不懂用与不敢用便也等于零。

　　我们渴望有胆有识、有好理论又敢于创新的好领导来指导文艺、管理文艺。周恩来曾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目中的好总理是一位开明而内行的领导，又是一名诚挚可靠的朋友。他对文艺家的关心爱护与奖掖扶持，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文艺界与全国人民一样，永远怀念他。

　　五、

　　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艺经受多次洗礼与考验，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相当严峻、复杂，难免要发生各种不同的声音，并随时引起争论乃至事端。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邓小平曾主张“不要争论”。那是他在特殊年代特殊情况下对特别问题做出的当机立断的英明指示。现在，我又认为，只要是正常的争论（譬如文艺批评），都十分必要，很有意义。因为，有争论方能辩明真理，注人活力与动力，有助理论问题的发展。当然，争论要遵循一定规则，不能让势力、权力之类肆意介入。如果以“权”代“法”，以官位代替真理，个人说了算，动辄“一言九鼎”，搞所谓“一锤定音”，那就完了。有热烈争论，分管文艺的领导往往会感到头痛。其实，如果处置得好，通过争论来统一认识，提高认识，也是一种领导途径与艺术。没有浪花的死水潭反而养不了鱼。事实上，不少文艺精品与文艺明星也都是在争论中产生的。我相信，凡高明的文艺领导，都会正确对待与引导文艺问题的每一场论辩或论争，借以促进文艺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文艺春天到来，除了百花齐放，百鸟闹枝，还有百舸争流。七嘴八舌地嚷嚷，不一定都是坏事，有时真能奏出一种动听的交响乐来。你是大乐团的指挥者，应该懂得什么叫协奏、变奏吧。没有多部音响的成功演奏，还算什么音乐会呢。

　　所以，领导文艺也好，管理文艺也罢，要宽怀、宽宏、宽容，尊重文艺家的个性，乐意倾听他们的不同意见哪怕是逆耳之言，甚或有“离经叛道”之偏颇。即使引发激烈的争论，也不必大惊小怪，惊惶失措，更不能像以前那样乱打棍子，乱扣帽子。要坚信我国广大文艺家从来都是可靠的，整个文艺事业的主流是好的，健康的。对之宽宏大量，这也是领导者应有的素养、品格与胸怀。

　　不怕争论，善待争论，这是高度自信的突出表现。有眼光有胸怀有气魄的文艺领导，是最会应对多种挑战与干扰的。有的通过正确的导向，以妥善处置；有的临危不乱，胸有成竹。总之，他们运筹帷幄，具有帅将风范。这与那班专靠“吃运动饭”过活的人，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其实，搞运动谁不会？大刀阔斧的裁决，再容易不过了。

　　如果说文艺领导需要什么过硬功夫或曰什么绝招的话，善于在文艺争论中正确引导，以理服人，以义晓人，以礼待人，以情感人，便是高超的一手。

　　遗憾的是，我们有些头儿，常常会有意无意的“居高临下”，自以为是，习惯于发号施令，好像他（她）的话就是什么“旨谕”，一贯正确，非“照办”不可。倘有人斗胆提出异议（不管是否正确），一句“团结”、“稳定”与“不要争论”就搪塞过去，叫你“封喉”。有些文“官”甚至变成十足的文“霸”。这样，非但没有什么“争鸣”可言，连最初级的小“民主”也被糟蹋了。还谈得上“双百”吗？

　　六、

　　领导文艺先要重视文艺，热爱文艺，然后才谈得上通晓文艺，管理文艺。如果硬让或随便拉一些无视、忽视乃至蔑视文艺的人来管文艺，肯定会把文艺搞糟搞惨搞垮。并且早有先例，正如“断奶”、“拆庙”之类，值得吸取教训。

　　所谓重视，决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上的重视，关键在实际行动。这里，自然又有硬件与软件，物质与精神上的许多具体问题。大凡真正重视文艺的领导，势必善于两手抓，两手都硬。即不但切实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好文艺的发展方向，在理论上加以正确指导，给文艺各类活动以支持、帮助，而且在文艺队伍、文艺设施——包括文艺园（场）地、文艺资金等诸多方面，都加大投注与必需的倾斜。哪怕是文艺家在生活上有困难，在创作上遇到什么问题，他们都会设法帮助解决，起码会在感情与精神上表示关怀、眷顾。即使是一二句慰抚的话，也能产生积极的心理效应。

　　只满足会议号召、空头指示而没有实际行动的文艺领导，是无法抓好文艺的，也着实无资格来分管文艺工作。不管他（她）是内行抑或外行，起码都是一种失职或不称职的行为。文艺工作是意识形态范畴中较为复杂也易出问题的门类，要抓好管好，并保证出人才出成果，则非心到手到不可。不然，邓小平怎么会提出文艺领导要当好“后勤部长”呢？他老人家对文艺家的关爱就是典型的表率。各级文艺领导都应该好好地向他学习。

　　嘴硬手软，是当前某些文艺领导的通病。他们口头上再三强调文艺很重要，好像精神文明建设的成败都与文艺工作有关，连社会上的黑暗、腐败现象都归罪于文艺。但如何抓好这项工作，却毫无办法，也不会去想方设法，只懂得一味光怪别人。于是，稍有成绩与荣誉，统统归他（她）所有，而若有错误与罪过，则推得干干净净。这样的领导实在可怕又可憎。在这些人手下的文艺单位只能是可有可无、自生自灭。

　　所以，要检查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文艺工作，首先要从分管文艺的领导人手。看他们是否真的重视文艺，是否真的懂得文艺，是否真的管理文艺。对于那些领导文艺而又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的病患者，要认真诊疗或严肃查处，绝不能让其肆意危害文艺、亵渎文艺、作弄文艺。如果说文艺界曾经是政治运动的“重灾区”，那么究其原因，除了极“左”路线的干扰之外，某些文艺领导的不负责任与工作失误所造成的后果，也是不能低估的。

　　总之，多年经验证明，党领导文艺就是管理文艺，一要加强，二要改善。综上所述，既复杂又简单。关键还是一个“爱”字。即党领导爱护文艺家，文艺家拥戴党领导。彼此有爱有情有礼有义，交上好朋友，一切便都好办。

（发表于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