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东文艺评论的现状

　　众所周知，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很可能在没有任何的反响中被悄悄埋没，而一部并不健康的作品也可能因为某些评论的错误导向而引起全社会的振荡。前一段时间媒体纷纷扬扬炒作的“美女作家”，迎合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媚俗心理，使得很多文艺作品中的垃圾被精美的所谓“年轻美貌”包装以后哄抬上市。这也迷惑了很多天真无知的青少年，使得一些成长中的孩子认为那就是“先进的社会时尚”，从而盲目地崇拜颓废，模仿堕落。而随后的一些应时而出的文艺批评，及时地扭转了这种导向，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某些已经被淘汰的西方糟粕在中国得以蔓延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并没有给予正确的引导。这一系列的呼声，使得一度疯狂的“上海宝贝”现象得以降温和得到有效的控制。由此可见，文艺评论作为社会的舆论工具，有着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

　　近一段时间，李岚清、丁关根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文艺评论是党的文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性工作，是促进文艺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开展文艺评论，是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文艺导向，提高文艺创作质量，提高大众文艺鉴赏水平的重要手段。新形势下的文艺评论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切实把面向群众的文艺评论搞好，努力提高群众的审美水平和鉴赏水平。

　　广东的文艺评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依靠丰富多彩的文艺实践，积累了极其可贵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文艺评论从总体上呈现出自身独特的品格，在全国引起关注。自70年代末开始，随着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相继成立，广东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先行点，文艺创作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而这时的广东文艺评论界也敏感地注意到时代的剧变，在80年代的下海潮、经商热中及时地抓住了要害，分别召开了以“文学与改革”、“文学的改革与改革的文学”，“文学与现代文明”为题的研讨会，深人地探索了改革开放与文艺实践的关系问题，从而使广东文艺界在观念上摆正了文艺在经济生活中的位置。这些研讨活动，间接催生了电视剧《商界》、《外来妹》的成功。进入90年代，广东的文艺评论不仅有所侧重地总结了整个80年代广东文艺的发展，同时也有意识地研究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与文艺未来发展的问题。广东评论界分别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广东文艺改革”，“广东文艺改革回顾与前瞻”，“粤沪现实题材电视剧”，“粤沪两地文化发展”等话题而召开的研讨会，标志着对岭南文化与文学较过去更自觉，系统和深化的研究。此期间，广东评论界从文学的精品创作出发，试图推出精品评论，分别召开了著名老作家欧阳山、秦牧、吴有恒等的作品研讨会，并出版评论集两种，对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白门柳》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此外，还举行了陈国凯、程贤章、李兰妮等知名作家的研讨活动。在影视创作方面，积极参与指导了多部电视剧的创作，《英雄无悔》、《和平年代》、《情满珠江》成功前，都经过广东文艺评论界专家的“会诊”。

　　作为广东文艺评论的一次大检阅，在90年代末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编的《邓小平理论与广东文艺实践》，对广东文艺评论的成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肯定了广东文艺评论务实的作风和敢闯敢试的精神，认为《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关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是对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与新文化理论的探讨与总结，而关于“珠江大文化圈”优秀电视剧，优秀长篇小说，对海外华文文学，都市文学的讨论以及第三种批评，新文化精神等理论概念的思辨，营造了广东文艺批评新的人文气围，对转型期的广东文艺建设起了重要的思想导引作用。

　　二、广东文艺评论的问题

　　广东文艺评论无疑在过去的20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例如顺应历史潮流的“朝阳文化”在广东文艺界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利用这把锐利的武器，广东文艺评论总结了过去一批优秀的作品，也促进了一批优秀作品的产生。然而，除此之外，广东文艺评论却予人理论声音单一、理论对话不足的印象。是虽然也有意识地培养了一些理论苗子，但梯队结构仍未形成，大部分理论家的理论基础也略嫌薄弱，不是理论脱离实际，就是掉进文字游戏的俗套，其与省外及海外理论界缺乏交流的状况，导致了相当程度上的自我封闭局面，不利于文艺的创新与发展。

　　此外，广东文艺评论的缺陷还表现在同一艺术门类中，艺术成就相当的作品推介的不平衡，以及各艺术门类间评论工作发展的不平衡。文学评论向来一枝独秀，而舞蹈、音乐、民间文艺、杂技、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的评论活动则缺乏大力的开展。这就致使个别门类虽然果实累累，却得不到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提升。例如，《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这两首优秀歌曲都出自广东，且传唱大江南北，而广东评论界虽然也大力进行了推动，指出这是广东人民直接受惠于改革开放后，发自内心的歌颂第二代及第三代领导人的心声，但却没有继续大张旗鼓地将主题加以深化。
虽然文艺评论与文化消费的脱节一直是广东文艺评论界存在的问题，广东的文艺评论界也一直寻找像外国专家书评以简单、直接的文字，导向文化消费的途径。然而，新的担心却出现了。日前随着媒体的开放，更由于网络的介入，一些文艺评论很容易就沾染上了“霸气”和“俗气”。文艺评论不再是有条理讲观点，而是将一些旧习气拿出来，动辄便是挖别人的思想隐私，甚至为了促进销售，将一些健康的作品故意歪曲，误导广大的读者和观众。这样的文艺批评，是有违文艺评论的初衷的，更是违背了党的文艺政策的。

　　文艺批评是激活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段，正常的健康的文艺批评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很好的推动和引导作用，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和发展；而肉麻的吹捧、夸张的炒作，只会助长作者娇气和傲气，阻碍作者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对一些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过分的不适当的吹捧只会扼杀其刚刚崭露头角的创作势头，助长他们自视过高、目空一切的不良作风。

　　一些著名的文艺工作者也对当前某些文艺批评的不严肃表示忧虑。魏明伦曾感慨地说：“对一个作家或艺术家来说，真正的文艺批评是千金难买的，是促进自己的创作更上一层楼的‘高明’指点；况且对文艺界来说，也需要有另一种声音。冷静、成熟的批评可以让人反思，通过反思来促进文化的进步。可是，现在文艺批评却常常被人当作人身攻击的武器，炒作自己的手段，或谋取经济利益的‘卖点’，这就很无聊了。”

　　眼下的文艺评论不正常，有些媒体还故意制造“热点”、“卖点”，推波助澜，使文艺评论成了一种“消费”。邓友梅认为，近几年来，文艺批评不能说不活跃，有关文章的数量相当之多，不同的观点、意见和主张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这是一种极好的现象，是中国文艺界多少年来都没有过的。而在文化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商业炒作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见得都是坏事。现在的问题不是炒作太多，而是那种正确引导读者或观众的声音太少，富有正义感的声音不响。

　　正常的严肃的文艺评论之所以不能够很好地开展起来的原因归结起来有两点。其一是作家自身的原因。比如，某老作家出于对后起之秀的关怀，曾在公开发表的一封谈创作的信中偶尔提及某个散文新秀的作品中有一二语病，结果就惹恼了这位作家，连篇累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老作家进行攻击，甚至发展到人身攻击的程度。这件事本身就颇能说明，有些刚刚发表过一些稍有影响的作品的作家，往往因此就飘飘然起来，听不进去哪怕是一点儿善意的批评意见，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谁要是指出他的作品不足，他便会认为是别人嫉妒他，是跟他本人过不去，把正常的文艺批评视为个人恩怨，从而反唇相讥、夹枪带棒，必欲把对方骂趴下方才罢休。这种心态这种气量怎么能有利于开展正常的文艺批评呢？

　　其二是评论家本身缺少独立的人格和学术上的胆识。好的批评家应该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丰富学识的人，他们在评论一部作品的时候首先的着眼点在作品本身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而决不应该是作品的作者是谁、名气有多大以及同自己私交如何长得是否漂亮等等，更不应该丧失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跟在作家后边亦步亦趋、献媚逢迎、喝彩叫好。一篇好的文艺评论实际上也正是评论家本人的人格高下和学术知识水平高低的体现，反之，不负责任一味讨好的文艺评论只会降低评论者本人的人格和他在读者中的威信。令人遗憾的是，近几年来，我们常常看到的往往是这后一种所谓的文艺批评，评论者在文章中不是对作品无原则的大肆吹捧就是说自己同作者私交如何好，在一块喝过酒打过牌洗过桑拿浴等等，如果是异性，那就更有得说，什么天姿聪颖啦，什么有胆有识啦，什么又一块里程碑啦，什么又一部《红楼梦》啦，反正什么词好拣什么说，就是不往作品上扯（也许那作品实在乏善可陈）。实在没什么好说了，干脆夸对方长得如何好性情怎样温柔可爱云云，其肉麻之状令人作呕，这哪里还是什么文艺评论，简直是哗众取宠，借着评论给自己找一露脸机会，这种评论家的人格真让人怀疑。

　　三、广东文艺评论的对策

　　广东文艺评论的繁荣，首先需要有文艺评论政策的导向。需要有一套有利于开展文艺批评，有利于文艺批评家的政策，比如说资金上的支持及投入，提高文艺批评家的地位和待遇，以及对文艺批评的课题进行资助等。其次，要建立有规模的文艺评论基地。目前我省文艺批评只有几本杂志，且发行量一直上不去，针对这一现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第三，形成行之有效的实际操作机制，建成一套有利于团结文艺评论家共同进行研究的机制，也就是不但用组织、用制度把文艺评论家们团结起来，还用事业留人、感情留人。

　　要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文艺评论活动。群众性文艺评论不仅可以为文艺鉴赏提供新的视角，也可以成为专业文艺评论的有益补充。通过群众性的影评、剧评、文学赏析、美术摄影书法欣赏，以及群众性征文、演讲比赛等活动的有效开展，推动优秀文艺作品的传播，通过群众的直接参与和平等交流，引导群众欣赏，提高大众的审美水平和鉴赏能力。

　　文艺评论并不是一种盲目的、对一部作品的单纯的价值评论，更重要的是，文艺评论要联系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项要求。要了解我们目前的处境，了解老百姓的需要。改革开放使各种文艺理论、批评方法涌了进来。经过若干年的消化融合，我们也应当努力将其中具有真理性的理论中国化，只有这样，文艺理论、批评方法的苍白无力才能改变，才能找到符合我们文艺实际的有效方法。

　　人类在21世纪有很多问题，有许多共同面临的困境。全球化实际上是个普遍化原则。一方面，除了科技界外，文艺领域也将面对这个大趋势。另一方面，各个民族又要寻根，又要去挖掘自己的文化传统。

　　现在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好像全球化了全世界就要走一样的路，都要作一样的选择。实际上，这种选择是西方的选择，归根到底是美国的选择。美国除了强调经济的全球化之外，还强调文化艺术的全球化，其实质就是推销美国的文化艺术，推销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欧洲已对此进行了抵制。要承认普遍化原则，更要承认差异性原则。文学艺术假如没有了民族的差异性，就谈不上全球化，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个别性是各个民族的特色，而全球化就是要强调对各个民族差异性、个别性的涵盖与包容。从人类文艺发展的阶段来看，20世纪是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对立融合的时代，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主流的时代。

　　上面提到要搞好面向群众的文艺评论，就要紧密联系文艺实际。只有与创作同步，与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步，我们才能把准群众的脉搏，反映群众的心声，我们的评论才会更有亲和力和说服力。早在延安时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答案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已经非常明显：只有扎根于生活，缘于民众，归于民众的文艺作品才能够真正留在人民的心里，才能够经得起时代的考验。而那些将有些作品推而广之的文艺评论，更是功不可没。

　　当前，我国文艺中出现“三多三少”现象，如写历史题材多，写现实题材少；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企业家和干部多，写普通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少；写个人爱情纠葛、多角恋等杯水风波多，而写社会主义伟大建设斗争及其豪情壮志少。这种内容方面的取向，实际上都关系到我们的文艺能否有力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

　　文艺写什么和怎样写，自然属于作家艺术家自身的选择，谁也不能横加干预。它与创作主体的文学艺术观固然有关，也与文艺批评本身的价值取向有关，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拍成电影电视，大多数观众都说好，但也有的评论文章大加抨击，认为保尔柯察金就不应该歌颂。这难道不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吗？所以讨论当代文艺恐怕不能就文艺论文艺，还要涉及到当代现实生活、更开阔地去讨论文艺所面临的广泛的问题，以使我们的讨论会有助于文艺加强自己的活力，并更好地为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

　　搞好面向群众的文艺评论，还要改进文风，树立科学的、健康的、说理的评论风气。要用我们的正直、善良、真诚、进取和乐观精神，通过文艺评论更好地承担起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承担起服务群众，引导群众的责任，把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传达给他们，用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影响他们，用文明规范的语言行为方式带动他们，在群众的进步中，造就文化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20世纪在西方世界被称为批评的世纪，各种各样的批评流派纷纷涌现，发表了很多新鲜的深刻的见解，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缺陷和偏颇。从五四以来，尤其是最近二十年，我们大量引进和借用西方批评界的观点和术语，包括所谓新批评、接受美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性批评、后殖民思潮等等。这是启发我们自身的现代性创造的需要，但是这种多样性的创造，必须是一种有主体性的多样性，必须把多样性和主体性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外来思潮可以作为我们的创造性参照物和借鉴的对象，但是它不能代替我们的创造性本身。

　　文艺批评者、文艺工作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建立属于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当代的批评体系。要想建立一个这样的体系，必须有哲学观，有坚定的哲学。有人指出：我们文艺批评队伍最大的遗憾就是相当的文艺工作者缺乏坚定的哲理和深厚的素养。他总是今天拿起这个武器，明天又拿起那个武器，好像总没有一件合适的武器。在我们文艺批评界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最坚实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用它再生发各种方法论。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了答案，江泽民同志的有关“三个代表”的理论，不仅是针对经济发展的，也是适用于文化发展的。可以说，当前的文艺批评，与“三个代表”的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具体来讲，西方很多思潮，有的可以借鉴，但是在借鉴过程中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方法可以借鉴，但责任不能让人家来代替。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责任感，自己的价值观。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是价值观的问题。什么是先进，什么是方向，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这难道不是价值观吗？当代的文学评论应该用邓小平理论，也就是当代中国的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建构我们的价值观，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现实的要求，同时也是我们现代文化繁荣活跃时期的一个现实要求。

（发表于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