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始，就完整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指导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思想，并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反压迫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中，不断充实和开创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新思想新理论，使我国文艺成为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整个现当代中国文艺史，是党领导文艺并涵括了中国各民族各种优秀文艺发展进步的80年。

　　党领导文艺80年，不能片面地认为是政治领导文艺80年，在80年的历史中，文艺不可能摆脱现实，形成一种飘浮的状况，文艺始终必须在一种背景下活动，这个背景就是“时代”，就是“时世”，甚至这个时代的每个时刻，都会给文艺留下胎记，都会将一种精神与外貌影响着、甚至决定着文艺本身，因为任何文艺都是主体性的文艺，文艺主体无论是天才还是常人，都生活呼吸体验在同时代同时刻同环境，除非是戴着虚伪面具的人，那么，他在参与文艺的行为与创造的同时就在本质上具有了这时代的染色体。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孕育与诞生，简直可以说是震撼人心的历史大事件，而这个大事件的背景，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反压迫求解放的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斗争，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无论出现多么纠葛错综、矛盾繁杂甚至险峻曲折的危机，但党领导文艺80年全程性主旋律始终维护着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方向，这个主旋律就是，始终坚持建设振兴民族、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文化。

　　同时还要认识到，党领导文艺界并不是党替代文艺，而是在人类前进的方向上规范文艺发展的主导倾向。文艺还有自身的规律，这就是以人生的体验、艺术的观察和理性的思索，来寻求创造的机遇，以实现文艺主体对时代的把握，对时代精神更深的理解和自身更优秀的品质特征。由此，党领导文艺80年是不断融合不断改善不断明确的历史。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加深理解这段辉煌的历史，才有可能在历史的经验中正视现实，面向未来，在总结文艺发展的经验中，寻求和创造文艺发展的最好状态。

　　一、回溯过去，简述政治优先中的文学作用

　　有一种认识，总觉得一提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头痛，甚至反感，坦率地说，这是学术幼稚病，人类最早的文字，除了生活功能外，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政治功能，文学的文学涵义伴随着人类史的发展而更加丰富，文学作为文字与人类共同发展的诞生形态，在人类生活中成为日益重要的社会内容，这就是文学始终生存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背景中的基本原因。中国文学直至今天，为什么在政治生活中剪不断，理还乱？不能不教我们始终注意中国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或者说这种影响的消除并不由人的意志而决定，应由人类发展史的规律来决定。

　　如果硬要把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来个划分，也可以简单地划为：1、漫长的史文学期，即先秦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封建文学，这一时期的封建文化以庞大的精神内容与精神力量支撑着华夏民族，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影响着朝代的更迭，延续着中华多民族的命脉。无论怎么说，史文学期都是一段充满绚丽多彩、令人骄傲、闪耀着无数次万丈光芒的漫长时期，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比较迷茫的现实中安稳在这座庞大的文学粮仓里探索新的生机。2、是激荡的新文学期，即20世纪20年代初至20世纪80年代的革命文学。这一时期文学性质与文学风貌十分鲜明，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中文化领域最强劲的主力与主体，在革命与建设的每一个重要关口都可以看到新文学的足迹与身影。3、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活跃的多元文学期，这一阶段的文学变革基于人们对社会发展的不断认识，文学也在不断地探索自身的本体属性、社会价值和文学形态，并最大努力地拓宽自身的领域，文学开始在经久不息的传统文化中分孽出新的生命，开垦着从未有过的新领地。这种三段式的划分固然简单了一些，但文学的规律终究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影子，这样，我们才能比较正确地理解文学的命运与事实。

　　我国文学始于先秦，而后有了春秋时期的文学理论，当时谈论文学，更多的指学术、学问和典章制度，并不专指现在意义上的文学，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当时的“文”与“文学”和现在认识有区别，同时又的确可以看作是对文学的理论影响。孔子主张文学“兴观群怨”“文质统一”；这不仅是先人对文学作用的归纳，也的确是现实造就文学的反映。后来到韩愈，文学的任务和性质就更明确了，他认为文章具有教化作用，因此“必先道德而后文章”，强调文道合一，而且以道为主，后人将这种理论归为“文以载道”。尽管自古以来对文学的定性与规范主张有许多，比如法家学派就反对文学对社会起影响作用，甚至干脆反对文学，“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可见，从古代儒家文化那里开始，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就具有了规律性的联系，这一理论基石至今还牢牢地支撑着中国文学的大厦。在整个封建时期，文学既作为上层领域的精神生活内容，又成为漫长的压迫与反压迫的形象记录，这种事实正是文学与社会政治关系的规律基础。

　　对现实的干预与反映，对民众的启蒙与唤醒，这是中国文学几千年来固有的品格，而且几千年，仁人志士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的反封建反压迫意识，并未因为社会的变革与进步而有所实现，反而加剧了文学主体人格的分裂与颓败，明清时期，尤其是晚清的大量作品充实着不能自拔的无聊无奈与颓废沉沦的低落情绪，使文学在没有明确方向的时刻引起自身规律的紊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从根本上解放了中国文学的出路，这种出路不仅仅是文体上的革命和创新，在思想性和先锋性上使中国文学的主流迈上了新的台阶，而成为中国社会变革与精神建设的重要力量。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不仅是社会变革的主题与必然，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的优先任务，这一政治优先决定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与根本任务，文学必须承担起这一责任，现代文学发展史涌现的一批文学斗士，以其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治优先为新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扩大了文学接受范围，丰富了文学的创新机制和能力，使中国文学在思想性与艺术性方面的增值成为可能。如以鲁迅及其作品为代表的新文学不仅在文体上革新旧制，在思想上也成为一面旗帜，使中国新文学主流水到渠成。

　　政治优先并不决定文学必须是政治宣传品或政治的附庸，恰恰相反，政治优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不仅解放了生产力，而且首先解放了思想，解决了艺术创造力的问题。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呈现一派名家雀起，名作迭出而影响整个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的蔚为壮观的景象，文学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不仅参与并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且也在文体、 题材、语言、风格、流派的革新创新等方面受益其中。封建文学摧枯拉朽，一时间，新文学成为中国人民斗争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政治优先实现了中国文学的新发展，实现了中国文学从传统腐败的旧躯壳中蜕变完成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确立标志着中国文学不仅在实践上也在理论上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文学最广阔地进入了社会，直接为广大民众所享用。

　　政治优先必然影响文学的形态与发展，但不应决定文学的一切，否则，“重道轻文”；以“道”代替“文”的旧观念必然会造成文学的倒退， 这样的历史教训是有目共睹的。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以及建国后一系列运动中，由于把政治优先仍然定位在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建设方面，因此，文学的自身规律便被剥夺了，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对象，文学无法在更广阔的领域拓展和创新，文学几乎走入了死胡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学迅速地进入恢复状态，从伤痕文学的泛觞，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形态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解放仍享受了政治优先的环境，重在恢复纠正文学失去的本体和规律，即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对生活的真实反映等文学固有的特征和性质。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倾向始终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从文学意识中表露出来的政治热情，反映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性质与走向依然在一种政治优先的新环境和氛围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职向。文学的反思性、批判意识及对社会生活的忧虑表达，始终表现了文学仍沉溺在这种政治优先化的惯性之中。这种现象和状态表明，文学在探讨和要求自身出路的实践中，摆脱不了全部社会现状（包括社会意识与经济生产状况）的制约与影响。因此，可以说，即使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开放时期，政治优先仍占主导影响，文学也在这种条件下艰难地探索着新的出路。

　　从新时期初阶段广东文学创作情况来看，许多新的文学意识和实验依然在传统的模式中进行创造，在80年代全省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统计中分析，文学作品直接开拓新的反映领域，特别是预见性地对市场经济的社会生活反映与揭示极少极少，创作主体基本上是在享有比较好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状态下完成创作，还感觉不到经济发展与变化对社会、对人生、对意识的冲击与震动。也就是说，当政治优先已经给创作主体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时，创作主体的创作定势决定了创作本身的滞后，在外部规律方面，文学本身既不愿再充当工具和发挥政治功用，在内部规律上，贵族意识又阻碍着文学自身的革新与创新。于是，经济优先的重大政策与实践，才真正撬开了文学更新与创作主体走向新境界的大门。

　　二、静观当下，试论经济优先中的文学功能

　　在政治优先时期，广东文学体现不出什么优势，也占不了什么便宜，这是因为在政治优先的社会状态下，中国文化精神始终是这种状态的强大支柱，这种文化不仅对一切意识形态有影响力和指导性，同时也是检验一切文化产品的标准，在这方面，广东长期存在的文化弱势就制约了文学主体和创作的文化价值与涵量。

　　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不断社会化全球化，经济作为社会生活的主流，并以强大的冲击力成为社会的主角，尤其是党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长期的战略目标和当下一切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过去多年来以政治优先的社会意识迅速向经济优先的社会需求转变，这一重要转变不仅触动了文学创作传统的外部规律，逼迫创作主体重新调整地位与角色，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要求，同时也激活了文学内部规律，冲破陈旧的模式与框框，使文学获得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和创作形式。“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便是这时期党对文艺领导最著名的政策和引导。这一政策使文学创作具有了更宽广的前景，是使文学自觉地由政治优先环境中转向经济优先新环境的理论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经济优先的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状态反映了当前社会的主题，而正是这一主题，使文学能在主旋律与多样化中充分展示优势。广东处在改革开放、经济活跃的前沿，经济优先不仅存在于日常生活的事实中，激动人们对新经济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同时也以新的冲击力撞开了文学创作主体的视野，创作主体会在顺利或痛苦的转折中，以大量的信息来更新自己的观念和方法，使文学探索以一种新的途径参与社会化的表演。经济优先状态下的社会生活要求文学再不是一种文化模式中的作品，再不是政治优先状态中的一种单一功能，它需要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多样化和广泛功能，这样文学就获得进一步解放，进化得越来越依靠社会才得以生存，依靠自身的创作才得以发展，文学再不是像在政治优先状态社会环境中那样，经常性地在自身领域争论不休、你是我非，结果使文学成为喋喋不休令民众生厌的一块自留地。

　　应该说市场经济就是以消费为特征的经济，而文学作为最具有文化品格的艺术样式，对这种经济是不信任的，文学的本质特征是认识现实，它一方面在认识现实经历中惶惑不安，时时发出不同反响的呼声，而另一方面它的确看到了文学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好时机，就像进入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分，都能在这种名分下参与市场竞争。从50年代就受到批判的“社会主义宽广道路”的文艺观，经过几十年都没有明白地解决好，现在，在经济优先状态下的社会现实中几乎不是问题了。经济优先的确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非常好的社会基础和资源保证。应该说，长期以来，文学始终在为反叛现实不合理而抗争奋斗，弘扬正气，扭转时风，但总体来说仍是歧视性文学，在创作主体与阅读群体间，在文本与市场间，归根到底是以一种既有的“秩序”标准，认同的依据是单一的精神价值。因此，经济优先为文学创造了新的格局，文学应是经济成就与精神价值的共同体，这样的文学才会在更广阔的层面产生其应产生的影响。

　　现在来看看谁先进人了经济优先状态社会。就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状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比80年代前在国民经济总产值方面翻了两番，这标志着政治优先向经济优先转变有了坚实的政治保障和经济保障，正是这种转变，才有可能为文学的创新提供物质基础。90年代至21世纪初，沿海一带经济高速发展，尤其广东，连续多年国民总产值居全国之首，生活的富裕化加速了社会的复杂化，强烈地刺激了人们观念迅速孽变，社会内容极大丰富，民众需求纷繁复杂，这是一般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所难提供的创作资源和创作需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广东文学创作从总体来看，似乎被认为稍欠文化底蕴，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广东文学（包括其他开放城市文学，如上海、江苏、浙江等）的确在创造新的社会学价值和新的文学价值意识。在张欣的作品中，尽管从意蕴中不时跳跃出北方文学重“气”求“真”的闪光，但显然，由观照生活的体验所表达的文学意识观都是被世人感到是崭新的，在经济优先状态下生活的每个主体，已经脱掉外衣，开始了真实人的生活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倾向性是次要的，而主要功能是“认识现实”；对于读者来说，文学让他们“认识现实”，比教他们“判断现实”更重要，更有文学的本体性。刁斗有篇小说叫《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载《花城》），故事很简单，看似一部浪漫偷情经历，事实上是在一场悲剧的结果里揭示出不同社会形态生活式样想在纯粹的理念中（欲望想象）来获得一致性是困难且艰难的。如果说在创意上刁斗的小说还停留在理念上（大概由于生活环境的局限，不可能更深刻地体验把握住沿海开放城市经济优先状态下让人既沮丧又刺激的感受），那么，张梅的长篇小说《破碎的激情》的确是值得研究经济优先状态社会生活的范本。这部作品除了创作手法上的新颖外，可以说摆脱了小说理念化的弊端，小说的表象主旨似乎依然反映创作主体对灵魂的探讨这一传统问题，然而“灵魂”问题的大布景完全换了，这部小说为我们提供的是美容院、酒吧、快餐、选美比赛、桑拿浴馆、失忆症和感伤症、大乳房、丢失的诗歌、行骗气功大师、阔妇和懒散的半卧式床椅等，这些生活的符号表面上看不出激动人心的社会场景，然而这些生活的符号在摩擦和搅动的时候，社会状态的新构架产生了，物质利益渗透到社会文化价值与意识领域，加速着社会的变革，物化不仅是社会的现象，也成为社会的本质，围绕这些符号所产生的匆匆忙忙光怪陆离的社会内容和生活方式，已经构成了更加深刻复杂的经济关联。同样是知识分子和有闲者，《破碎的激情》中人们（如圣德、米兰、黛玲等）较之《废都》中的知识分子和有闲者（也就是性渴求者）是不一样了，《破碎的激情》中的人物在这样一种刺激又辉煌的城市生活里，一方面在苦涩地探索什么“灵魂”出路，一方面却又能充分享受物质与性欲的快感，而且并不是像《废都》那样，在文化价值与肉欲吞噬之间虚伪地寻找到合理的文化因素来。很干脆，张梅小说的文化价值就是直截了当地扯开这两者的关系，“灵魂”就是灵魂，肉欲就是肉欲，于是经济优先便成为“黑夜里灿烂的东西”，“黑夜要是没有了这些灯光会多么寂寞”，城市这座“灯光辉煌的建筑物在黑夜里散发着”人们“所喜欢的糜烂的气氛”：人们会抑制不住地涌走进去。这部小说也不像莫言小说那样，在古老的生活土地种方式中挖掘连自己都弄不清历史真实的所谓文化欲望来，而是具有鲜明真实的当下生活内容与意识倾向，当许多作品还抱着自作多情的文化观对现实、对社会、甚至对文化新体系价值表示“置疑”时，这部小说强调了“快乐”原则，不论你是否接受和承认，这种强调和暗示都是存在而有意义的。应该说，90年代后，文学性并不过多强调在形态上的差异，在理论上讨论什么“是”小说“非”小说，事实是，并不是文学去认定客观，而是现实认定文学，这样一种角色转换，便使文学在克服“作用”的意义情况下，扩大了“功能”价值，而经济优先状态下的文学实践，便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和社会容量。这方面，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学创造，看似消费性文学功能过甚，然而就这一点也是以往应该做到而又不能去体现的。我们通常说消费文化不好，甚至经常公开鄙视这种现象，然而消费文化（包含一批市场文学）本身就组成了一道风景线，它摆脱了陷入失望的文学困境，用奔放不羁的笔调与意识表达和反映奔放不羁的生活内容，接受着一般民心的测试，而且让一般民心重新卷入文学的诱惑，并借助于此，让他们加速认识和赶上生活的现实。仅此而言，广东经济优先下的文学功能优势应该是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先下的文学功能有哪些理解呢？

　　首先经济优先是党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调整，适应和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正确的方针符合历史的进程，于是决定了文学对社会的责任和对历史规律的必然依附。如果说文学的“作用”，过多强调主观意志，这种意志往往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受到挫折，那么，文学的“功能”则随意多了，它以发挥自身文本的效果，按文本规律来调节自身与客观的关系，获得精神产品最大的效应。因此，文学对历史规律的必然依附扩展了自身更丰富的内容和创新途径。

　　强调经济优先中的文学功能，在于文学的功能是充满活力的原素组成，这种功能原素具有在经济优先状态中才能产生最佳的效果和作用。历史文化结构在变乱，一些旧有的意识形态也在终结，由文化对文学的制约力在溃散，而经济优先则是文学开拓的最强有力的怂恿者，因此，文学不仅要继续承担社会精神角色，而且还可以按经济社会普遍的规则强化个性，文学功能便得到充分展示和实现。

　　经济优先状态中文学功能的拓展，同时又会引起功能演化，利益驱动和科技现代化的挤压，必然会对文学造成各种硬伤，一旦出现这种现象，文学功能便会强刺激地反弹，会在文学的外壳下，丧失精神本性而成为物化的恶果。因此，必须认识到，经济优先状态中的文学功能，比较以往获得了非常广泛的空间和自由，同时也使文学成为悬在钢丝绳上的灵魂。

　　三、期盼未来，略谈文化优先中的文学地位

　　经济优先状态中，文学功能优势可得到充分发挥和实践，但就文学的本体性来说，经济优势状态并不是文学企求与生存的最好状态，在经济优先的环境中，文学的损伤与孽生是同生俱在的，如同病树前头万木春。文学的固守、自我价值的看重、不屈的批判精神与灵魂损害的救疗作用，对于时世而言，固然有它保守与落伍的一面，但就其本体性而言，文学功能的终结还是落实于精神家园与灵魂拯救，在社会化分工日益缜密的状态下，文学的最终归位是必然的，它将以区别于其他精神意识的形态发挥自身的作用，显示自己的功能，并由独特的功能来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

　　经济状态下的最积极意义在于解放了文学生产力和创造率，文学创作的主体化程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在快速的社会节奏驱动下，整个文学对自身还来不及评价和甄别，文学的地位还顾不上被确立，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显见于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将会成为整个经济优先状态下一时难以揭示的秘密。但是，经济的扩张性与支撑需求是十分强烈的，一旦经济优先的状态格局基本形成，向文化渗透，并要求有强大的文化依附和支撑便会成为事实，文化也在这机遇中迅猛变异和发展。应该说，经济变革给文化变革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在经济优先状态下的社会迈向文化优先状态社会的历史进程，文学应该积极和建设性地参与社会生活，没有共同的体验和参与，就难以为自身的生命与出路找出有意义的答案。在经济状态下，社会风貌是活跃的、狂热的，甚至是放纵的，在消费机制与消费驱动下，文化也被打上了很强的消费印记，人们匆匆忙忙地喝下粗制滥造的影视节目、犯罪报道的饮料，轻浮的娱乐，成了文化生活中重要的精神快餐，文化在一种物价交换中加速地变革，加速了民众对文化种类的强烈追求，由文化散发的氛围将各种需求混合了起来，随着文化力的增强，文化本身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文学该怎么办呢？毫无疑问，文学应该是自信的，文学始终是一种创造活动，一种物质创造难以表达的现实，是能为每个个体的人打开精神之门的栖息地，只要这些文学是和生活粘连在一起，和人这个实体联系在一起。从广东当下现状来看，文化逐渐成为经济优先状态中的宠儿，广东遍地矗立的文化硬件，科技、教育、文化软件的开辟成为社会发展与追求的时尚，文化正在扩张自己的领域，抢占社会市场的份额，无论现在的文化还带有多么浓重的“消费”“附庸”、“媚俗”成分，文化向经济的挑战与争夺应该是激烈的，文化最终是否占据上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经济优先状态将文化推上了重要位置，文化的格局会在不断演进中形成独特的优先状态，文学便获得更大的自由。文化优先状态时刻还比较遥远，但文化优势状态中的文学必然寻找到更大的自主性，文学将成为社会的标识之一，将社会最优越的状态展示出来，或者说，理想的文学和文学地位，只有在文化优先状态下的背景中显现得更清楚与获得最满足。广东文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以为，是创作主体对当下经济优先状态深层次的感性体验与理性认识产生畏惧心理，在政治优先状态造成的文学定势与经济优先状态爆发感造成的不安情绪的双压之下，不敢或不善于解放创作生产力，不敢或不善于通过反映就在自己身边的丰富生活，来追求文学最良好的价值。而稍有影响的作品又往往是外来兵团和流动群落中涌现，这应该是引起我们认真探讨的。关于文化优先状态下的文学问题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无论怎样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和社会意识状态，文学首先应解决功能问题，而这一问题恰恰在经济优先状态下得到最佳的释放，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下，党的文艺政策也会更加完善合理，更加有利于指导文艺的发展。而文化优先状态的到来，首先要包括文学在内的艰苦创造。

（发表于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