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可以说，在党的历史上，关于文艺工作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针政策有两个经典性文献，一是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一是邓小平同志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以下简称《祝辞》）。前者影响深远巨大，且一直受到相当重视，直到60年后的现在，每年发表日前后都仍要开会发文章进行学习纪念。相形之下，对后者的重视便显得远远不够，以致未能充分发挥其影响与作用。其实，前者产生于革命战争的特定时代，贡献与局限并存；而后者在承继前者的基础上，根据发展变化了的现实和文艺自身的特性与规律，又有很大的丰富、深化与发展，因而更具现实指导意义。
文艺为人民服务是《讲话》与《祝辞》一脉相承的基本思想，所不同的是，《讲话》在主张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同时，又更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服从于政治”，强调“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而且，其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以阶级斗争观点和文艺从属政治的观点作为理论前提与条件的。即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作为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自然不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而只能是“为着人民大众”。同时将文艺队伍视作“文化的军队”，要求“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就是说，是在服从政治斗争需要的基点上为人民服务。这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其尖锐，“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的战争年代，自有其合理性。但同时也带来了为政治服务高于为人民服务，服从政治需要重于满足人民需要的理论缺陷与实践后果。事实上“为政治服务”后来便成了高于一切的口号，以致出现了大量图解政治、充作政治传声筒和阶级斗争工具，以及“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之类的概念化公式化作品，甚至当方针政策乃至政治路线出现偏差以至严重错误时，文艺也不得不被绑在错误政治的战车上，为其摇旗呐喊；而人民群众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需要和艺术自身的特性与规律则被弃之不顾了。这弊端与教训众所皆知而且恐怕还记忆犹新。此外还存在这样的问题：一旦社会消灭了剥削者压迫者与阶级对抗，以及文学史实明显表明并非“一切”文艺都“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时，又当如何认识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以为《祝辞》一举解决了上述问题。它摒弃了文艺从属并服从于政治的口号和观念，开宗明义并直截了当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因而文艺应“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将文艺喻为“武器”和喻为“食粮”，本身就可见出二者文艺观上的歧异。“武器”自是政治斗争专用品，确是从属于并服务于政治的。而“食粮”则是生活必需品，才是属于人们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从文艺“从属政治”到文艺“属于人民”是观念上的重大突破。这不是说文艺可以或必须脱离政治，而是说人民的利益与需要高于政治的利益与需要。政治本身有是非优劣之别，就看它是否符合人民利益满足人民需要。所以小平同志又曾明确而具体地指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认为由于一切文艺都属于一定的政治，所以我们的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则有点本末、因果倒置了。只有认识到无论我们的政治还是文艺，都无条件地属于人民，才能从根本上认识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也才能真正实现文艺为人民服务，使文艺得以摆脱或排除其他因素（如上文所述之政治和下文所述之经济等）的干扰、冲击与压力，获得无穷生命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两为”方向归根结底是为人民服务方向，因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此外没有也不应有任何个人或集团的私利。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民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需要，而不是服从某些政治需要。小平同志“文艺属于人民”的论断，才真正从根本上为“两为”方向确立了深刻的理论依据和有力的实践保障。
如果说过去文艺因受政治统制与压力而大大限制了其为人民服务的自由而广阔的天地的话，那么近年文艺则是受到来自经济方面的巨大冲击与压力而陷人了困境与迷乱。如何认识文艺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成了文艺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新问题。打破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确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确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于是将文艺也商品化，推向市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市场写作之类激进而时髦的主张也沸沸扬扬提了出来和推行开来，且均标榜得现代风气，领时代潮流，但实际上却给文艺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后果。他们也许不知道或装作不知道，作为商品经济的倡导者与推动者的小平同志，早就明确反对“‘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后来又强调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惟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文艺作品也不能不带有商品的属性与形式。但从本质上看，文艺作品的艺术价值与一般商品的经济价值全然不同。前者是精神价值，它的价值实现是产生社会精神效益，这是个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潜移默化的长期积累过程，并非在市场交换中完成。后者是物质价值，它的价值实现是产生经济效益，则是通过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交换即告完成的。二者不可“等量齐观”，也无法“等价交换”。商品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规律之要义，是商品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通过市场调节实现等量劳动交换。而文艺创作这种非常个体化极富独创性的复杂的精神创造活动，实在很难有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平均值。就是说，价值规律并不适用于文艺生产。此外，市场经济最突出的优越性，也即其基本作用，是通过市场调节、市场竞争来优化资源配置，这也同样不适用于文艺生产。由于种种复杂而特殊的原因，文艺若任由市场自发调节、自由竞争，只会造成大量优败劣胜或曰高败低胜现象，致使文艺资源配置到低俗方面去，并使高雅文艺陷人困境乃至绝境。这些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这里想着重指出，从生产目的看，商品生产遵循“利润最大化规律”，也即以经济效益为最高准则。这显然与文艺的非物质功利性的审美特性相悖，更与小平同志强调的以社会效益为“惟一准则”“最高准则”的观点相悖。所谓“以市场需求导向”、“为市场而写作”，实际上就是要追求经济效益。市场需求并不能真正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需求，这只要看看市场销量最大的“地摊文学”是些什么货色就可明白了。总之，小平同志根据文艺等精神产品的特殊性和现实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并反对“‘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对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坚持“两为”方向是极有现实针对性和深远意义的。尤其是反对精神产品商品化的观点，更应引起特别的注意和重视。因为无论是官方还是社会上，对此的认识至今仍造岔歧异和混乱，反其道而行之的舆论和行为更是非常之普遍。
小平同志《祝辞》中还特别指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这就深刻揭示了“两为”方向与“双百”方针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实行“双百”方针的根本理由——“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讲话》中还没有类似“双百”的思想，而且由于片面强调文艺从属并服从于政治，当时也不可能有“双百”思想。但毛泽东同志在发表于1957年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已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指出：“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同时又说明：“我们准备用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因为“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且“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所以不能用“收”，而只能采用“放”也即“双百”的方法。就是说，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双百”方针，是立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一种政治策略和方法，还未能如小平同志那样从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需要这一高度和深度来认识。毛泽东同志的这种认识很有代表性，影响也很大。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两为”方向视作立场问题、原则问题，而“双百”不过是方法、手段问题，无关紧要，因而始终未能坚决认真贯彻执行。事实上就在“双百”提出稍后的大鸣大放，就被错误地判断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导致了反右扩大化，“放”随即又变成了“收”与“压”。此后随着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双百”也就更无以真正实行了。小平同志揭示了“两为”和“双百”的内在统一性，指出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这就表明实行“双百”是实现“两为”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证，而不仅仅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方法问题。从而将“双百”与“两为”摆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为“双百”确立了深刻而坚实的理由和依据。只要你真正坚持“两为”，你就必须以同样的热情和决心去坚持“双百”，没有“双百”，“两为”便是句空话。一方面高喊“两为”，一方面又忘了“双百”，只以个人口味或标准评判文艺，或强求文艺“为中心工作服务”，置人民的多样需要于不顾，结果只能是“两为”和“双百”两头落空。可见，是否坚持实行“双百”还是检验是否真正坚持“两为”的试金石。这也是小平同志的观点带给我们的又一重要启示。
此外，小平同志还从艺术自身的特征和发展要求，论述了实行“双百”方针的极端必要性：“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因此，“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如此了解和尊重艺术特性与特殊规律，明确提倡和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显然更是《讲话》所没有。
为实现“两为”“双百”，小平同志着重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定位和评价。毛泽东同志一直到发表于1957年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还认为知识分子中只有“百分之十几的人”是“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其余多数人都“还没有站稳脚跟”，“阶级感情还是旧的”，“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差很远”。因此广大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同路人和改造对象乃至“臭老九”，每次政治运动都首当其冲，严重挫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和积极性。而小平同志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则首次郑重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此知识分子被视作了自己人。《祝辞》又更具体说：“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依赖、爱护和尊敬。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很可爱的，他们要求不高，索取甚少，不图高官厚禄，只求理解、信任和尊重，因而特别看重知遇之恩，甚至愿“士为知己者死”。文艺工作者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主体，文艺事业的兴衰成败取决于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小平同志如此信赖和尊重文艺工作者，必然大大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正如《祝辞》所说的，“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从此才真正有了希望。
小平同志接着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党如何领导文艺。从来总是领导对文艺工作者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很少见到像小平同志这样专门花上一大段对文艺领导工作提出严格要求。党领导一切，包括文艺工作，是我国国情。因此，抓好文艺领导工作，确是繁荣文艺事业的又一关键。上面说的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否发挥出来，除了政策因素外，具体就看各级文艺领导了。对此小平同志提了三点重要意见。一是充分尊重艺术家和艺术规律。他指出：“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二是做好服务工作。“领导”总是被理解为“管”也即“管理”“要求”的意思。小平同志在《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讲话中，却提出了个著名的新见解：“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而且表示过他自己：“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在《祝辞》中他同样提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三是发扬艺术民主。因此他明确要求： “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真是一针见血！笔者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述小平同志的论述，是因为觉得这些论述太精辟太英明了！光是“平等”二字便力重千钧，更别说“服务”了。而且相信，引述之后，无须任何说明，大家便能意识到，这些论述是多么切中文艺领导工作中的流弊，又将对我国的文艺事业产生多么富有建设性的深远影响。过去很长时期，那种外行领导内行，又动辄要求和干预文艺家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衙门作风与行政命令，并将其视作坚持党的领导之类的情况，实在太常见了。要是小平同志的意见得到贯彻执行，相信是广大文艺工作者之大幸，更是我国文艺事业之大幸！
小平同志的《祝辞》笔者反复读过多遍，每读一遍都深感振奋，确信它对党的文艺思想有重大发展，应当作为党的文艺思想的重要经典文献，像《讲话》那样得到重视，甚至觉得与其年年纪念《讲话》学习《讲话》，还不如年年纪念《祝辞》学习《祝辞》。当然更重要的是，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观念上行动上真正使《祝辞》成为我们文艺工作的指南。
（发表于2002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