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诗歌，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诗歌，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程。由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国当代诗歌始终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诸问题联系紧密，主流权力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诗歌的发展。如果把诗歌从政治、经济诸因素中剥离出来考察，将无法准确描述当代诗歌的真实面貌。只有运用新历史主义和大文化视角，才能展现中国当代诗歌的基本走向，预测21世纪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本文将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以政治为本”的诗歌； “以语言为本”的诗歌； “以人为本”陶诗歌。分别简述如下。

　　一、“以政治为本”的诗歌

　　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新中国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70年代末之前，社会教育出来的人基本上是“政治人”。诗歌当然以“政治为本”。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要求意识形态、经济体制和语言工具的统一，歌颂祖国、歌颂领袖、歌颂党和人民的政治抒情诗，成为五六十年代的主要声音。胡风50年代初著名的政治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开其风气之先（这部包括五个乐章的大型交响乐式的歌颂毛泽东和革命胜利的长诗，并没有使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在5年后避免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厄运）。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1955）、贺敬之的《放声歌唱》（1956）、闻捷的《整个，光辉的十月》（1958）紧随其后，脱颖而出，成为与时代共名的诗歌景观。

　　从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运动在中国几乎没有间断过。政治生活占据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甚至几乎支配一切的地位。官方也要求文艺工作者无条件地“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①。当时几乎稍有名气的诗人，都写过政治抒情诗。我丝毫不怀疑“颂歌”作者情感的真诚和信仰的坚定，也不否认其特有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但这种响应主流权力话语的宏大叙事，个体性淹没在社会性之中，“小我”淹没在作为阶级代言人的抽象的“大我”之中，抒情主体成为“历史”、“现实”、“时代”的化身，毫无保留地参与到时代共名的宣传之中。而所谓“现实”也非真正意义上的现实，而只是对现实的一种主观的甚至是虚幻的判断。语言的松散直白、结构的冗长和程式化、情绪的倾泄与泛滥、对领袖人物的狂热崇拜，或多或少成为当时政治抒情诗的通病。这种“颂歌”模式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已成为一种虚假、僵硬、毫无人性感受的声音，沦为某种权力话语的“传声筒”和阶级斗争的“御用工具”，为个人崇拜和极左路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教化作用。至此，诗歌已完全丧失了诗歌的品质。

　　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全面封锁，除了苏联文学外，中国大陆的读者很难看到西方现代主义的诗歌；加上毛泽东同志的个人爱好，中国当代诗歌在形式上很长一段时间内走着“古典+民歌”的道路。在诗歌创作上“打人民战争”，大走“群众路线”，尤其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伴随着政治上的狂热和“浪漫主义”激情的高涨，掀起了全民性的诗歌运动。几乎人人都要读诗写诗，至少会背诵几首毛泽东诗词，写几句顺口溜或者打油诗。有的地方甚至下达行政指标，规定一个县要出一个李白，出一个杜甫。在无节制的夸张和狂想中，诗歌充满了虚幻的豪言壮语和“假大空”式的政治口号。诗歌“以政治为本”，并占据了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一些被剥夺公开写作权利的受难者诗人和真正的民间诗人，仍未停止思考和写作。这种隐蔽的潜在写作代表了诗歌的真正良知和成果。至今我读绿原的《又一名哥伦布》、曾卓《悬崖边的树》、牛汉《半棵树》、穆旦《神的变形》、黄翔《野兽》、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诗，仍然激动不已！例如《野兽》那种“即使我只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梗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的批判精神和抗争意识，其深刻程度十分罕见。

　　“文化大革命”结束， “朦胧诗”派崛起。其成员包括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芒克、多多、梁小斌等人。他们的创作被誉为“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标志着新时期现代主义文学的开端。他们实现了对以往政治抒情诗的超越，大量使用了象征、隐喻、变形、蒙太奇、反讽等现代诗技巧和法，营造了一系列富有审美张力的意象，令人耳目一新。在抒情主体上，他们注意到个人感受和个体价值，个人经验和集体经验有机交融。如“墓志铭”和“纪念碑”等意象，都隐喻着诗人与这一代人的共生关系。在思想内容上他们表现出年轻一代的觉醒和反思，如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方面否定“文革”的黑暗，一面又追求未来的光明，自觉承担起民族的命运，带有崇高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朦胧诗”的成功和轰动效应，应说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不过他们“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的真实，由被动的反映趋向主动的创造”②。

　　二、“以语言为本”的诗歌

　　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由以政治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教育出来的人基本上是“经济人”。伴随着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包括多种经济成分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诗歌也由涵盖着一个重大时代主题和精神走向的共名状态转向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无名状态。有归来者的歌，有弘扬改革开放精神和歌颂祖国歌颂革命领袖以及香港、澳门回归的主旋律，有写山水田园的，有写都市活的，有写理想追求，有写打工生涯的，有写到国外流浪的，有写爱情的，有写个人隐私的，有写上半身的，有写下半身的……不一而足。

　　改革开放打开了长期封闭的国门，西方现代主义各种思潮、流派大量涌人。“朦胧诗”之后的年轻诗人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模仿西方文学大师，开始了姗姗来迟的现代主义诗歌大实验。1986年10月，《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隆重推出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大展”，一下推出了60多家“诗派”的先锋诗（也叫后崛起诗、后朦胧诗、后新潮诗、第三代诗、新生代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朦胧诗”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放大了其抒写个人感受的极端，有意识地疏离政治疏离时代。 “反英雄”、 “反崇高”、 “反文化”、“反传统”、“反意象”（有其特定涵义），可以说是“后崛起”诗群的几大标志。他们的诗不再“以政治为本”，而是“以语言为本”（韩东提出“诗到语言为止”），开始了诗歌语言的探险和实验。现在看来，这次现代主义诗群的提前“出击”，在创作实践和理论准备上都有欠成熟。纯语言的技术性的写作，使诗歌日益成为“削平价值的语言游戏”，成为晦涩难懂不知所云的谜语，“诗人们大片大片地在语言中迷失”③。诗歌冷落了社会也被社会所冷落，诗人疏远了读者也被读者所疏远。先锋诗人为艺术的探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90年代的诗歌，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从骚动到平静、从群体写作到个人写作、从公共话语到私人话语的文化转型。在市场经济商品浪潮中，诗歌创作队伍发生了分化，不少人下海、跳槽、停笔、出国。先锋诗人内部大致分裂成两大阵营：一方是以西川、王家新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一方是以于坚、韩东为代表的“民间写作”。双方于1999年4月在北京“盘峰诗会”上展开激烈论战（被称作“盘峰论剑”）④。“民间写作”使用原生口语，强调平民立场，热衷于描述当下日常生活经验，主张诗歌的原创性、“诗歌在世界中”。他们指责“知识分子写作”脱离时代生活、孤芳自赏的贵族化倾向，向西方文学大师和翻译诗作中寻找写作资源，追求一种精神乌托邦和语言乌托邦，背离了民族传统。“知识分子写作”使用书画语言，强调精神品质和写作高度，执著于经典性的艺术追求。他们指责“民间写作”庸俗无聊、低级琐碎，抬不到理论的层面上来，是黑社会立场。两派争论的焦点，基本土还是“以语言为本”。

　　诗歌的历史，就是不断创新和反叛诗歌自身的历史。任何先锋文学，在反叛它以前的传统、提供某种新的艺术可能性的时候，也可能同时丧失了传统中某些合理的因素。不断反叛、不断创新发展到一定极限，又会在新的基础上回归传统。文学艺术的各种流派，大都是把某种题材、某种媒介、某种手法或技巧放大发挥到极至，形成某种特点和风格，但同时也受到某种限制。“以语言为本”的诗歌虽然回归到诗歌本体，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对诗歌的制约，但一味主张远离时代、远离社会也造成人文精神的流失。反崇高的结果，是使自己走向了崇高的反面；反意象的努力是抛弃了诗歌中某种基本品质；反传统的结局是精神的失落和浅薄。现代主义无穷尽的形式探索走向极端，必然与生活发生断裂；“纯诗”追求的独往独尊逐渐丧失了社会的亲和力；精神贵族高高在上的“高雅艺术”，导致与大众的文化消费和审美水平相脱节；语言魔幻炼金术的花样翻新，给文本带来不必要的晦涩；一切被解构抽空后，留下的是意义的虚无。对这些弊病如果视而不见，将会使中国新诗走上通往绝壁的狭窄道路。

　　三、“以人为本”的诗歌

　　进人21世纪，随着知识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早已开始对工业社会和现代科技给人类带来的战争威胁、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精神流失、道德沦丧、人际冷漠、人性异化……等问题进行反思和追问，更多地回到对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本质属性的观照。社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应是具有健全人格和高素质的“人性人”。新世纪的诗歌应当“以人为本”，即从人性的立场出发，关注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感受，探讨人类生存的本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从日常生活和客观表象中发现被遮蔽的生命本真，提升人的精神品位，最后又回到人自身。人类最伟大的精神是人性的亲和力。中国新诗应当立足于当下生活和本土资源，以开放的心态吸纳民族传统和西方现代诗歌的艺术养分，在叙事方式、语言策略、生存状态三个层面同时进行探索，才有可能走出低谷，出现新的转机。

　　现代主义在西方已经衰落，逐步被后崛起的后现代主义所替代。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文化概念，在理论上已跨入国际性学术前沿，而在艺术实践上的成果也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它在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中同时拓展，多相交叉，形成汇集了多种文化、哲学、艺术流派的世界性文化思潮。如果说现代主义进行的是一场美学的形式主义的革命，那么后现代主义却是思想观念上的人本主义的革命。它再次使文学艺术与科学、社会、自然、历史和现实生活广泛结合，成为以人类学为基础的批判工具。艺术不再是纯粹的语言创造和形式主义的探险，而是直接面对社会问题、生存状态和人道主义问题的回归，将人类再次看作整个世界的主体。艺术也由此再次成为人本主义的艺术。

　　新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化等发展趋势，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地球村”的概念正在形成。伴随着中国同世界经济贸易的全面接轨，中国同西方的文化交流将会越来越密切，中国受世界主流文化的影响也将会越来越大。然而，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东部和西部，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很不平衡，差异很大。沿海和发达地区已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而落后地区和贫困山区尚处于农业社会小农经济。同时，中国人口众多，文化素质的不同层次带来文化消费口味的多样化。仅以诗歌而论，古典诗词和白话新诗将长期共存，争夺市场。仅以新诗而论，抒情的与哲理的，唯美的与社会的，现实的与超现实的，通俗的与高雅的，押韵的与不押韵的，民族的与西化的，明朗的与朦胧的，纯正的与怪诞的，传统的与先锋的，民间的与官方的，乡村的与都市的，现代的与后现代的，纸上的与网络的，印刷的与多媒体的，宏大叙事与私人话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读者和市场。各种风格和不同流派的诗歌，将在长时间内多元共生、互动并存、多维发展。诗坛无霸主。任何“以一己之是非为是非”的中心主义、强权话语，都得不到普遍认同。

　　正如“无中心”、“多元共存”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一样，后现代主义主张横向包容、纵向拼接的“兼容”的美学观，即内容是混杂的，方法是综合的，风格是自由的。在知识经济时代，只有知识和智慧才能创新。当代艺术家比的是大脑、心灵感应和精深的思想。要想超越前人和同时代人，对以往知识、经验、技巧和表现方式的综合创新能力，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只有站在当代文化的高度上提出问题，回答问题，才能从文化的深层去认知，不仅要解决诗歌作品构成的技术问题，还要能揭示人类生存的现实状态，预示未来命运的方向。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超越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对解放的期望，在现代主义对科学技术和艺术形式的盲目追求中重新发掘人的生命潜能，解放人类的文化智性，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因此，回归自然和维护人性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意义。

　　总之，“以人为本”不仅是21世纪科学技术，而且也是文学艺术（诗歌）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归宿点。

　　①周扬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高度评价了延安工农兵群众文艺“紧密配合着当前的中心工作”的做法；在第二次文代会的报告《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中，他再次肯定地方文艺工作者“配合中心任务的文艺宣传”经验。至1958年，配合中心工作的论点，演变为“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口号，为当时的大跃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②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③徐敬亚主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

　　④杨克主编：《1999中国新诗年鉴·附录一：诗歌争论备忘录》，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6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