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个重要命题，其中有两个著名的理论层面，一是制约决定论，即“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另一个是冲突变革论，即“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同上第83页）我们过去对第一个层面注意得多，并用比较多的理论精力在“经济发展与文艺发展平衡或不平衡”问题上展开，而对第二个层面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总结比较薄弱，尤其是对“变更”“变革”的含义、内容、形式的理解，常常出现失误和偏狭，因此，造成文艺理论的和文艺实践的滞后状况。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进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初级阶段，这标志着我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正阔步地向大工业经济转移，正加速建设现代的工业化商业化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经济基础主体转移和社会形态重构的大背景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并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文艺学说，是一项十分迫切的工作。显然，这项工作又越来越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与经济关系的思想，这对于开阔我们的理论思路，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与经济关系为理论基点，从三个方面论述当代创作的可行性转移。一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创作转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创作转移的内涵与要求；三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转移的本质特征。

　　一、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创作转移的必然与必要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与经济关系的观点，文艺创作的历史性转移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所决定的。恩格斯1890年在给康·施米特的信中曾说道：“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新选集》第4卷第486页）过去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时，常常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文学的繁荣是经济高涨的结果，一是经济的发展对艺术发展的领域起支配作用。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仅从这两个方面去理解这一重要观点，始终还是外围的理论措施，对这一观点内涵的另一个重要侧面注意或者说探讨得不够，这就是说，文艺总是作为结果受经济的驱动而表现了文艺外象的他动性，没有去挑明文艺作为现实，在变化发展中本体的内在自动性机制。恩格斯的“结果”论阐明了文艺对于经济发展的顺应关系，但恩格斯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常被我们忽视，这就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两次提到的“这些手段（指消除社会弊端的手段，也包括哲学的艺术的等领域——笔者注）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2页〕用现在的思路来理解，这就是对文艺本体内在自动性机制“转移”论的概括。也就是说，文艺的“结果”外象始终伴随着“转移”的内在机制。于是，从认识论的层面来者，我们必须首先要划清几个界限。一是“转移”论不是“从属”论，转移是由于既有创作观念、方式、题材等极不适应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现实所提出的要求，按恩格斯的意思，文艺头脑的发明已远离或者叫做陌生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二是“转移”论不是新“题材决定论”，而是指从创作主体到创作氛围，从创作意识到创作形态，从创作功能到创作追求等全方位的艺术性转移。邓小平同志在1975年就强调过，“不提百花齐放”，就是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割裂”，（《邓小平论文艺》第99页）而全方位艺术性转移的理论精髓就是要坚持“百花齐放”，就是不能随意“割裂”。三是要正确理解“转移”论与“变更”“变革”的关系。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大运动总是首先引起文艺的大震动，由此造成了对“变更”“变革”的狭隘认识，加重了文艺自身变更变革的政治负担，本质上却从来没有产生变更变革的有效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变更”“变革”论的确指出了“冲突”的性质，但同时又指出了文艺在变更变革上的快或慢这一特殊性，这就是自身内在的非冲突的适应性转换机制，“快”或“慢”就是这一机制在变更变革过程中的独特体现。所以，“转移”论的变更变革要求不是狭隘的文化暴力或文化摧残，而是自由心境的自觉定位。

　　我们说当代文艺创作的可行性转移是必然的，这是因为“转移”作为一种文艺规律动向，是每个工业化国家发展时期必然出现的艺术现象与艺术实践。文艺史上几次著名的“转移”现象都证明了，变更变革性的转移从社会领域这个层面上看，促进了文艺的繁荣和发展，从文艺本体机制这个层面来看，扩展了自由心境与自由竞争的深度与广度，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文艺自身必然会产生的艺术功能，推动社会意识或快或慢地变更变革。12世纪之前，欧洲正进行着封建经济向工商业经济的转型，英雄史诗、民谣、骑士文学等却以尴尬的题材为主要内容，拖着封建的宗教的尾巴成为过渡世纪的过渡文艺，这些各行其是又乱糟糟的文艺从根本上说是没有什么重要价值的。12世纪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文艺开始兴起，并且很快成为文艺转移中心，最终推出了但丁这样划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人物。文艺复兴时期所挑起的文艺大转移，使文艺变更变革更有深度和广度，更具有历史的成果。我国“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成果和思想成果也都是在大转移的氛围中实现的。当然，转移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价值，文艺复兴式意义在于“革命”，启蒙运动式价值在于“觉醒”，批判现实主义兴起在于“宣战”，“五四”新文化运动试图着理性与人性的双重“解放”。无论什么形式和价值的转移，都或多或少引起了物质和精神的发展。

　　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可逆转，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必然牵引文艺的大转移。从当下文艺自身的现状来看，文艺创作转移也势在必行。一是新时期各种艺术创造实验为突破性转移蓄备了最重要的条件，比如心理的、文化的、艺术的、生活的各种创作素质的提高与增进，既使创作主体和群体不满现有的创作状况，又为更深刻更准确更艺术地反映生活打下了不可缺少的基础。

　　我们说当代文艺创作的可行性转移又是必要的，这是因为目前文艺创作转移的艺术探索和实际成果还很不相适应。首先是题材问题。题材是创作的首要问题，恩格斯就十分重视题材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他主张作家应当从客观现存的社会生活中，从体现时代发展趋势的“历史潮流”和“意识到的历史的内容”中选择题材，而且特别提倡和赞赏写“宏伟的题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4页）我国新时期以来，从1977年至1989年间500多部小说作品中，严格意义上的工业题材作品只有6部，城市题材作品只有7部，当代都市商界作品几乎没有。而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工业经济题材作品。1989年之后，武汉地区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工业题材和城市题材的小说作品。但有两点不足，一是并没有继续发展成气候，反而有消退的趋势，这与日益突进的工业化商业化变革现实是不相称的；二是在已有的这类题材作品中，还不能体现出作家乐意于这一“历史潮流”和“意识到”这一历史非常有价值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代文艺创作的转移是必要的。

　　其次是形式与内容。新时期文艺创作探索从总的格局来说分为前期强调内容的容纳与表达，后期追求形式的实验与表现。可惜的是，前期在突出了历史意识文化意识的同时又造成现实的强烈感不够，后期丰富了创作流派和方法，增进了哲理与思考，却又有空中楼阁之嫌。作品浅化是普通存在的问题。在形式上缺乏中国气派，在内容上又无法揭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人的本质。创造崭新的富有魅力的艺术形象，这就很有必要在文艺实践上来次全面的转移。

　　再次是观念问题。以往的文艺创作，观照系的丰富体现了文艺创作高层次的艺术发展，创作主体以心理的、文化的、历史的、哲学的观照，从作品中表现出了对人生的重视与关怀。但是，很少经济的观照去认识、把握与反映人生和人生的社会存在，这是当代文艺创作中一个重大缺憾。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与“物质”关系的思想，一是要求创作主体在与日趋物质利益化的现实背反的同时，主体必须更加深刻地认识经济的本质，认识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中的变化与秘密。另一方面文艺创作在文化工业越来越占踞文化消费市场的情势下，既要“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又必须要紧密透彻地理解、挖掘和反映物质社会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最直截了当地点明了文艺创作转移的必要性。

　　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创作可行性转移的内容与要求

　　前面我们从认识的层面划清了与“转移”论相关的几个问题，指出了转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那么对干“转移”的内容与要求，仍然有个划清的前提，这就是从创作论的层面而言，“转移”不是简单地移位到某个落脚点，而是创作主体适应和符合客观，心理机制适应符合实际，艺术效果有所创新的整体性转移。具体来说，一是选材意识的转移，二是创作观念的转移，三是体验形式的转移。

　　在第一部分中已经说过，题材是创作的首要问题，那么选材意识的呈向就成了首要问题中的关键，也体现了作家的品格、气度与才能。所谓题材是创作的首要问题，有两层含义，一是选择反映了作家的总体意识流向。客观事物是被等待改造与解释的对象，经过改造和解释的对象便获得创作主体的判断．这种判断便是创作主体的总体意识的概括。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J．巴克勒（Justus Bechler）认为：经过改造的自然也是被解释的自然，每一件产品都是一项判断。判断也就是表态，“每一件产品都是对自呈者的世界的评价”（［美］M．李普曼《当代美学》第8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这就是说能不能对最能体现时代精神，揭示时代本质特征的现实题材给予艺术的反映和表现，大致体现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判断与热情程度。这就是创作主体的总体意识流向。另一层含义是题材在客观上成为创作主体气度与才华的尺度。不同题材之间的价值是有区别的，我们说文艺家可以自由的选择创作的题材，从深度认识，题材又总是在选择优秀的文艺家，尤其是生活容量巨大、思想内涵丰富、社会意义深刻的题材，总是选择那些具有较高艺术才能、鲜明的思想倾向、独特艺术认识能力和较强实践能力的创作主体。恩格斯就曾以市民题材为创作个案，论证了对不同的创作主体来说，题材本身就是尺度。恩格斯在谈到海涅和倍克同样反映市民题材并且情节大致一样的作品时，认为“在海涅的笔下会变成对德国人的辛辣的讽刺；而在倍克那里仅仅成了对于自己和无力的沉溺于幻想的青年人看做同一个人的诗人本身的讽刺”。他指出海涅的作品大胆地激起了市民的愤怒，而倍克的作品却牵就了市民的心理，倍克的认识以及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倾向和态度是应该通过批评予以否定的。我们重新认识恩格斯关于题材的观点，就会进一步理解到其内涵要比我们以往所认识的要丰富得多，题材既是创作主体自由选择的对象，题材价值差异又成为选材主体的尺度；题材不能决定艺术形式与艺术结果的成功与否，但能呈现主体意识与品格总体流向。

　　就我们熟悉的现实生活来说，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正促使传统的农业，小商品经济向工业化大商品化经济迅速转变，以利益价值为尺度的观念已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一切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都在现实中进行，历史越来越为生活的参照系和一种精神追忆，因此，文艺创作的选材就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的必然要求。淡泊生活，心灵展示，历史再现应该是整个文艺创作的一个部分，但能否深刻地段人反映现实生活方式和分配形式中的人生与社会之中，创造出现代的经典，应该说更重要。路遥的《人生》，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池莉的《烦恼人生》、湛容的《人到中年》、刘醒龙的《凤凰琴》以及其他艺术作品《太阳神》、《汉正街》、《儒商》等，都在新时期不同阶段产生极大影响，就在于创造主体的选材意识总体流向是紧贴具有丰富而深刻内容的变革时期的现实生活的。选材意识的转移，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就是，“只有那些和社会的需要保持活的联系的倾向，才能获得辉煌的发展。凡是在生活土壤中不生根的东西”，又“由于对社会没有影响，也将是渺不足道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第543页）那么，选材意识的转移包括这样几层含义，一是要在反对“题材决定论”的同时，摆脱“题材决定论”造成的阴影，以超人的气度与品格寻找、熟悉和反映“宏伟的题材”。二是在强调熟悉生活、反映熟悉题材的同时，注意防止题材选择精神蜕化，并创造性地在陌生题材中寻找激发创作活力的源泉，不断增强选材敏感度与竞选挑材能力。

　　当代文艺创作可行性转移的第二个内容是创作观念的转移。从新时期文艺现象来看，创作观念的问题似乎基本解决了，创作自由和流派竞争使文艺形势出现繁荣的局面，文艺家用多种眼光观察生活，以各种意识观照生活，使文艺表达生活的人生的意义有了更广泛的依据和效应价值。但的确应该看到，从总体艺术创造氛围和成果来看，我们的艺术心态空间还是很狭小的，我们习惯从熟悉的文化背景中走向生活的空间，习惯在恬静肥沃的农土中寻找结构复杂的工业矿碴，这种习惯常常变成自我禁锢。这也就是说，我们以往的社会生活背景与土壤，培育了我们的文艺家擅于运用文化的、历史的、心理的、哲学的等观照意识去艺术地反映社会生活。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次巨大而迅猛的经济变革，我们熟悉和乐意的观照显然无法更有力而准确的用来艺术的概括生活表现生活了。从仅有的几个反映经济变革中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来看，显然缺乏经济意识的观照而行老套数是力不从心的。文艺的本质决定文艺本身和经济是纠缠不清的．所以，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5页）

　　那么，经济意识或者叫经济的观照究竟指什么呢？我以为一是对经济知识的蓄备，即经济规律本质的认识，二是对经济生活的熟悉，即由经济结构串联起来的人与人的关系及其本质特征，三是对经济现象的熟悉，即生产方式与分配形式中数据、环节、特性等诸方面的全部占有。这就是文艺反映都市或者说大工业化大商业化社会生活的前意识。

　　创作观念的转移同样不是转移到某一点上，而是在转移过程中扩展融合范围，增强融合能力，我们说增进经济意识就是融合经济的观照。同时经济的观照不是艺术的经济演绎，而是艺术的概括社会经济变革的原因，揭示经济变革的必然趋势。在创作观念转移的过程中，吸纳并突出经济意识，这的确需要历史与现实的勇气与眼光。

　　三是体验形式的转移。当代经济生活从内容到方式上，从观念到追求上，从品种到范围上，显然与以往有重大差异，传统意义上的体验生活也显然不适应了。长期以来，文艺家体验生活的形式基本属于一种口号下的两种单纯模式。一是组织性下生活，这多属专门性创作者，这从生物及心理学角度看，仍然属于被动意识的体形体验，在创作意识易受文件、形势、口号的影响下，创作行为常常容易停留在精神对精神的层而，很少激发精神对生活的艺术创造快感。同时还应看到，专门性创作者由于周期性被动意识的体形体验，不可避免地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他们身上流露出生活巡视员或贵族的影子，这些作品往往都能让接受者获得审美满足，却很少让接受者受到审美震惊。另一种是职业性生活体验，这一形式多属于非专门创作者，其优势在于他们对本领域生活现象和本质有更准确的把握，富有时代特征感觉，但又往往造成视野的局限，从宏观的地位准确的表现生活本质又乏力无术。

　　体验形式的转移，实际上是一个体验形式精神深度化的问题。这就是说，艺术创造者注定要有强烈的生活体验意识和要求，驱使自己日常的每一个动作都带有鲜明的人生体验色彩，始终保持对生活的“全部完整性与新鲜性”的把握。（《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第62页）因此，所谓体验形式的转移，就是创作主体在闪烁不息的生活面前，最大限度地克服传统体验形式规范产生的消极因素，参入全部精神热情，充分意识到体验形式不仅是体形的，还须包括心态的。

　　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创作可行性转移的本质特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社会形态，可以说基本上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复动荡，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必然受到牵制，因此文学自身基本是不自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改革使社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动，变动的显著特征就是，经济领域的活化替代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动荡，经济结构，经济关系，经济发展要求文艺有更自由的广阔的空间。所以，文艺创作的可行性转移再不是受驱性的而是受引性的整体行为了。

　　首先，文艺创作的可行性转移不是对文艺功能的限定，恰恰是为了使文艺创作增进更多的活性因素，从生活现实中寻找最富艺术魅力的内容，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精神需求。文艺对人的影响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过去，文艺的功能被固定在单一的思想教育的框框里，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必然受到破坏。新时期以来，文艺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其自身规律是符合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的。在经济改革的社会生活中，文艺应有的功能将继续按规律发挥着作用。不仅如此，还要加强功能的力度，突出发挥被以往忽略和限制了的重要功能，比如艺术教育。艺术教育就是情感教育，“一个忽视艺术教育的社会就等于是使自己的情感陷人无形式的混乱状态，而一个产生低劣艺术的社会就等于使自己的情感解体。”（［美］苏姗·朗格《艺术问题》第69页）所以扩大和加强优秀文艺和艺术教育的功能，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创作可行性转移的性质。

　　其次，文艺创作的可行性转移不是对文艺创作自由的限制，而恰恰是为了使创作者从有限的创作理想、创作参数、创作手段和创作空间更自觉的走向更广阔的原野。我们过去习惯的创作模式常常是受到单一的“精神”说的障碍所造成的，缺少争取创作自由的法宝，这就是经济的观念，或者说是“文艺与经济”关系中，经济这一支自由想象翅膀。有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与经济关系理论启示，我们的文艺创作便会在新的社会生活中，由过去的仰望生活变为俯瞰生活，全部的生活领域都将会被我们自由的表现。

　　再次，文艺创作的可行性转移不是创作方法、流派的限量，而恰恰是有利于发挥各艺术流派、风格对新生产方式和分配关系本质的深度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转移重点和中心是经济改革，这是一场我国从未有过的变更变革，而我们文艺作品在内容上虽然涉及到一些现实的重大课题，艺术表达和作品精神却仍十分陈旧单一，而新潮文艺创作实验又总是显得有气无力而生命短促，作品明显的贫血症，“生活”在作品之中不是达标而是感冒，这就使自己还没有走出艺术创造的实验室就夭折了，至今风格不多流派极少。文艺创作的可行性转移有利于开发艺术风格、流派的品种，并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经济生活大背景中稳定地成熟各自的艺术风格、流派。

　　简短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较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经由毛泽东、邓小平文艺思想的转换，更贴近了我国文艺发展的规律和外部条件。经济改革牵引着文艺创作的可行性转移，表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迫切性和正确途径。当代文艺创作的可行性转移命题涉及到许多重要的理论课题，其中包括文艺理论研究与建设的可行性转移等，都还须从具体的实际和必要的实践着手，以科学的眼光和方法加强探索，以便我国文艺事业伴随着经济的变革有个重大的发展。

1995／06

　　参考书目：

　　《马克恩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四、六卷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5、86年版

　　《艺术问题》 ［美］苏姗·朗格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艺术的观念世界》 陈晋 著 花城出版社 1988年版

　　《当代美学》［美」M．李普曼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6年版

　　《外国文学简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0年版

　　《小说大辞典》 王先霈 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1年版

　　《邓小平论文艺》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