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早几年，内地人老在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广东也不过尔尔，许多相声小品就老拿广东人开涮。对此，香港人不服，广东人更不服，我来广东十几年了，耳濡目染，也深为广东人抱不平，特别是近些年，广东更是日见文化大省的风采；但没见得有多少广东人出来驳斥，这让我觉得有点纳闷与疑惑。日前，读到由黄树森教授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重新梳理和检讨广东文化的新作《广东九章———经典大家为广东说了些什么》，发现广东文化的发展，历史以来，就处于这种“没文化”的语境中；但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广东文化悄然崛起，屡屡笑傲中原，抗衡江浙，并在近现代出现了成为中国文化中心的机缘，以至连陈寅恪都惊呼：“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不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正是《广东九章》的探寻，也是《广东九章》对于广东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之所在。一气读完之后，略寻其绪，试为君说。

　　广东文化后起，这是不争的事实。他人也颇以此轻广东。比如，宋代杨万里作《张余二公祠序》，认为张九龄、余靖固为奇杰之士，然“自唐武徳放于今，五百有余载，粤产二人而止尔，则亦希矣然！”也就是说，你岭南拿得出手的也就这么两个人，说得毫不客气。更不客气的其实是粤人最为感激与尊崇的韩愈。他被贬阳山县令，说此地人“鸟言夷面”，难以相处；他被贬潮州刺史，上书皇帝说，这里是没有文化，又鳄鱼横行的瘴疠之地，您还是召我回去吧；临走了，还劝他的学生，潮州籍的进士赵德一块离开，说呆在这地方不会有出息的，就像劝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大学生一定要离开家乡一样，所作非常不“厚道”。

　　这就是广东文化发展的真实的历史语境。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这种语境，而在于广东人如何面对这种语境。《广东九章》的揭示给了我们深刻的启迪。

　　首先，广东人敢于和勇于承认自己文化的相对落后。明代岭南籍著名学者丘濬就说，岭南文化是直到唐代张九龄出现，情形才有所改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其次，广东人对于先进文化的渴求以及由此形成的包容、进取的文化心态。要知道，广东人当时是明知朝廷南贬的有学问的士大夫很瞧不起广东，但他们并不因此心有芥蒂，而是抓住哪怕丁点的机会，虚心求教，并将这种名人效应发挥到极至。比如说，韩愈只在阳山呆了八个月，远在南海的区册等人，都跋山涉水前往求学，恭谨备至，阳山本地人更是感戴铭记至于今日———全国尚存的韩愈墨宝碑刻遗迹只有四件，阳山一地就占了三件；阳山县城内贤令山、韩公祠、望韩门、景韩亭、韩愈路等所在多是。韩愈对潮州的影响，是毋须赘言的，潮州之成为一方人文渊薮，自韩愈始；潮州山水皆姓韩，则足为表征。

　　而广东在文化崛起历史中，更为令人感佩的求贤若渴之举，则是宋代的雷州十贤堂的建立。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在《雷州十贤堂记》里说，雷州地处僻远，贤儒不至；偶有至者，有的连贬臣都不是，而是远贬海南途经此地而已。而雷州人却将其中十位著名人士立祠供奉，以激励乡民进学向上。文天祥对此感慨不已，认为有这种精神，何患文化不兴；也因此之故，苏东坡赋诗说：“沧海何曾限地脉。”这就是岭南文化“至宋弥文”的重要背景，也是广东文化至明以后，日渐崛起，以至可以抗衡江浙，进而达到陈寅恪所言“江淮已无足言”的境界的历史背景。

　　今日，黄树森教授主编《广东九章》，首章即为“潜伏的争议结”，不避广东文化之短，也正是本着同样的心态和精神———广东要建设文化大省，正因为广东尚不是文化大省。而黄树森教授率一群博士精编是书，并将自己对于广东文化新崛起的严谨思考，融入篇章之间，更是对于粤人如何进行文化大省建设，作出的示范性践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