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徐肖楠直接引用温家宝总理的观点作为自己论文的支撑点。徐肖楠教授在论文《市场时代中国文学的诗性正义》一文中认为文学中的正义不是概念而是生活，在市场中国，把诗性与正义结合起来提出诗性正义，是要更深入地探寻文学与正义的关系，使诗性正义的立场进入对人类精神历史形态的推动，并对市场中国现实和文学产生启示意义。

　　文章充满激情地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坚持高扬诗性正义对市场中国中的当代文学的引导、超越作用，以及如何摆脱狭隘的市场利益法则对诗性文学的禁锢与侵蚀。

　　一、诗性正义的引导与超越

　　文章说，文学的任务的确并非是直接参与政治，但文学也不是让人躺在床上消遣的玩具，文学的本质性使命和作用不是娱乐，而是倡导人性、追求自由、反对不平等和不公正、确立尊严和理想主义的地位，于是文学在创造一种高尚的生活，而不是宣泄低劣的情绪。一切事物，特别是被认为本来粗鄙、低俗、下作的事物，都可以在文学中转化为诗性正义的形式，而不是将这些事物的俗恶低劣本质在文学中放大夸求，即是说，文学和诗性正义必须具有超越性。如果市场中国的人性与自由没有铭刻在正义的神圣石桌上，就没有人性的乌托邦和自由的无限期望与诗性正义一起展开实现；如果市场中国的正义可以剥夺、被摧毁、被放弃，就无法保障现实生存的永远希望和无限乐观：如果没有诗性正义对现实的超越性，市场中国的文学很难持有战胜灾难和邪恶的气质。诗性正义的最重要功能是在文学中对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产生正义意识的影响，最大限度地激发正义生存感，让人们认识到：生活应该为每个人提供最大限度的正义生活形态。

　　二、对正义的狭隘理解就是对文学的狭隘趣味

　　正义在市场中国的溃败证明了我们的生活与文学颓败的危险：对正义的迷失是破坏我们自己幸福和文学的最大威胁。

　　有一些文学作品的趣味本来就是心术不正的表现。有些作品一味描写底层、偏远、愚昧、苦难的生活，只是表现人的低微、无奈、可悲、可怜，这样的作者的心术和价值是有问题的，表面高雅的生活品味可能包藏祸心，它们可能掩饰着隐藏在深处的卑劣生存品质和邪恶生活风格，没有邪恶的人承认自己是邪恶的。最时尚的往往是最表面的，时尚的生活品味可能成为生存的伪装，可能远离真正的诗性的品质，当表面的生活行为和文学行为被从正义生存的角度解码后，会发现对正义性生存无动于衷背后的诗性匮乏以及社会正义意识的颓败。只有把正义与诗性结合起来看待生活和文学，才能理解和恢复文学本来对人类生存的深刻性。

　　三、反对利益法则倒诗性法则

　　在市场中国，无论生活还是文学都不再会受到表面的、愚蠢的、强制的外部干涉，而是受更为隐蔽、更为诱惑、更为趣味、更为享受从而也更为贪得无厌的利己主义毒化，以至文学开始了从未有过的自我毒化。因为正义感会让人们占有、享受以及写和时有所顾忌、犹豫不前：无正义者无畏，贪婪的人什么都不怕。谁正义谁倒霉、谁正义谁吃亏。

　　文学有独立价值，诗性正义也就有独立价值，只有把诗性正义置于特定的社会空间，其独立性才能被更充分地理解。正义是保障和谐、发展人性、推动自由的，市场中国的文学对正义的冷淡也是对人性崇高、个人自由与社会和谐的冷淡。

　　正义不仅与道德或伦理相关，也与美的生存、美的生命相关，人类的终极存在是美的存在，它包含了人类一切美好品质的实现：自由、尊严、权利、人性，而人类的美好品质与美好实现不可能远离正义，非正义的不可能是美好的，而正义的则不可能是不美好的。

　　面对他人生存的文学意识和精神结构，文章说，文学与正义都是面对他人的，文学不应停留于一己之私和自娱自乐的狭小领域。诗性正义必须要靠文学家对他人的关怀、要靠文学家的主动追求才能发生。市场中国文学中正义性的颓败，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不需要正义的生活，恰恰是因为我们追逐利益而疏远了正义。市场中国文学不是因"文学应该没有政治意义"而远离正义，而是因为过度迎合市场化和利己主义而摒弃正义，许多作品不但匮乏将诗性与正义完好融合的能力。诗性正义匮乏，就可以放纵生命、社会和文学去追逐非理性、非激情、非尊严、非自由的生存，就可以依附于权势金钱，相信玩弄欺诈权术来占有剥夺是正当的，只要得到就可以丧失或放弃正义的意愿。市场中国的文学家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让正义的太阳在普通生活和大众文学中升起。只有把停留于政治行为和历史事件中的正义解放出来，推广到普通的生活形式与生活形式与生活内容中，让文学的广泛趣味与正义的广泛表现结合为一种生存品质，广泛的人性、自由、尊严等才会从市场中国的生活的文学中被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