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斯奋精力所及的四个方面——写小说、做学问、作书画和担任行政领导，是紧密结合、互相渗透、互相启发的。每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渗透融合了其他三个方面的经验。这归根结底是他作为边缘文化人的心态优势依然。一方面，非职业化的生存状态使他可以不计较外物的得失，置身潮流和时尚之外去赴内心之约，听凭激情和兴趣的驱遣，尽情地抒发自己的个性，实现自己对美的独特的思考；另一方面，多领域的人文通融又使他无论是从事小说创作、学术研究、绘画还是从政，都显得思路开阔，手段多样，从而形成一种深厚广博与众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下面，试分别作一分析。
一、《白门柳》——从做学问、绘画和从政说开去
关于《白门柳》的各种评论已经不少，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文本，为评论打开了众多窗口。在我们看来，《白门柳》的历史感、画面感和分寸感之所以显得如此突出，与作者身份的多样性和人文融通有着密切的关系。
1.真切的历史感
历史小说与一般的小说创作不同，它不光需要叙述技巧，还需要相当的历史文化积累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对历史的理解。这远不是靠临时翻史料，找材料，翻阅几本相关论著能够解决的。
刘斯奋的优势在于，在创作《白门柳》之前，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有着长期的接触和研究，并形成了一套独得之见和鞭辟入里的判断力，使他面对汗牛充栋的晚明史料运用起来游刃有余。据了解，刘斯奋在整个三部曲、130万字的创作过程中，事先既不作资料卡片，也不做写作大纲，而是用随时翻查史料以及写完前一节再构思下一节的方法进行，然而却严谨准确，理路分明，被认为是达到了“史”与“新”的比较完美的结合，连明史研究专家也挑不出毛病。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由于长期致力于古典文化的研究，他对古代士子们的价值观念、思想趣味和行事方式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而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揣摩他们，举重若轻地把握他们，以致令读者感到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真实。
此外，《白门柳》惊人的逼真感还得力于作者对古代语言的熟练掌握。《白门柳》作为一种以古代文人为主角的作品，有大量的对话需要用文言的方式来表现，再加上书信往还，吟诗作赋，这对于当今的作者无疑是一大难题。事实上，目前出版的历史小说虽然数量甚多，但是在这方自称得上“过关”的作者却寥寥可数。相反，生硬拼凑、不顺不通的情况却比比皆是。而《白门柳》对古代语言的运用却成熟老到，妥帖自然，无懈可击。
这种出色的“仿真”能力无疑得力于刘斯奋自幼养成的对文言的熟练驾驭和古典诗词的创作才能，这令当今绝大多数的历史小说作者难得望其项背。
2.鲜明的画面感
阅读《白门柳》，我们眼前仿佛展开一幅明末历史生活的长卷，人物的衣冠穿戴，城市的畸形繁华，秦淮河上的桨声灯影，名士名妓的酒色证逐，还有饥荒、战乱、党争、逃难等等，无不绘声绘色，得到十分形象而生动的表现。
这种鲜明的画面感应该说与作者的美术修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刘斯奋从小就对绘画十分着迷，多年来乐此不疲。如果说小说创作与绘画同属形象思维的话，那么，绘画更加强调图像感。这种长期训练促使作者在构思情节的时候，不仅“听”到人物的语言对白和心灵搏动，还真切的“看”到他的姿态动作、服饰打扮、活动场景以及许多具体的细微末节。这种能力，无疑为作者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从事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的写作，提供了“先天”的有利条件。
3.得体的分寸感
《白门柳》的主角是一群知识分子，封建时代的文化选择使得他们或远或近地处在政治权利中心，与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钱谦益、史可法、阮大铖等人都有着双重身份，既是满腹经纶的士大夫，又是封建政权中的官员。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方式既要受到儒家统治思想的规范，注意保持在知识界的形象，同时又要与官场的游戏规则吻合以便保持政治地位。儒家的核心审美理想即是温柔敦厚、含蓄蕴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指导思想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分寸感以及对礼节的重视。没有对官场的亲身体验和了解，很难有对阮大铖“小人得志便猖狂”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很难有对史可法在立王事件上委曲求全那种微妙心理的细致描摹，也很难展示士子们清议的激昂与义愤以及他们对政权难以割舍的情结……作者本人的从政经历使他有对官场的亲身体验，有对官员的心态熟悉，对全局的宏观把握，使他能够在《白门柳》中对驾驭对象的细微的情感和心理活动进行惟妙惟肖的描写，对那种中庸思想指导下处世的分寸感进行恰到好处的把握。
“恕道”作为一把打通《白门柳》人物世界的钥匙，其基础建立在作者深厚的文化素养之上，同时也与他多年的行政工作经历分不开。
二、绘画——从写小说、做学问、从政说开去
作为一位名声鹊起的画家，刘斯奋画的是人物画——国画中发端最早的一个画种，同时也是最难的一类。刘斯奋身处岭南，并不师从名声在外的岭南画派，反而有意识地疏离流派，认为必须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禀赋做出发挥个性的选择。这种选择既表现出画家本人非常的胆识，也蕴含着他对文人身份的一种自觉。在任何一种的画展中，刘斯奋的人物画都能以格调高、意境远而迅速地吸引观众的眼睛，长驱直入观众的心灵世界并安顿下来。更难得的是他的画不怪、不奇、不哗众取宠，而以安静、简洁、雅致见长。
1.独特的审美观
上文已经分析过刘斯奋的绘画经验对他创作小说的影响，其实这种影响是双向的，互动的。一方面，《白门柳》中对各种场景的真切描绘源于作者出色的画面感；另一方面，他在创作小说过程中对历史人物的揣摩和理解、对人物外貌和性情的勾勒则有助于他在作画时对各种人物形象和神态的设计和把握，而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画作都体现出一种“恕道”，这其中既有着传统的韵致，又包含着一个当代人的文化关怀。
刘斯奋的小说创作和绘画都倾注着独特而自觉的审美理想——对节奏的高度追求。《白门柳》的节奏表现为别开生面地以情绪把握情节。而在画作《抱钓》上，作者题写了这样一段话：“一切艺术之最后抽象，无非节奏而已。画作亦不例外。干湿浓淡，轻重徐疾，疏密纵横，最终俱应以节奏为鹄的，节奏佳则画自佳，节奏劣则画自劣……”这段题词明确地表现了刘斯奋对于绘画的见解：不拘泥于对客体的形象而关注客体在主体内心激起的情绪回应，变描摹为挥写，突出线条本身的审美作用。这种写意的追求便是对客体的超越。
2.诗化的意境
在我国，诗情和画意往往联系在一起，我们对王维的评论就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诗情画意之境可视为我国审美诗学的最高境界。
受家学渊源的影响，刘斯奋钟情的主要对象是古典诗词，他的旧体诗词和文言文的写作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古典文化的渗融使刘斯奋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诗情，而他的画更是格外注意营造一种淡雅悠远的意境。在刘斯奋的人物画中，哪怕客体只是生活中某个平凡世俗的人物，但经过丹青的构思点染，画家的兴趣和品位便是分明地立在那里。
刘斯奋的古代人物画表现了一种对于澹泊宁静的向往，这是他的理想境界。他的现代人物画生活气息浓郁，表现出平常而优美的人性人情，亲切而温暖，来自于画家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思索。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人物画，境界，都是刘斯奋的一贯追求。
3.高远的追求
谈到文人画，我们得追溯它的源流。绘画和其他艺术一样其发展不仅在于技巧精纯圆熟，更在于审美模式的突破。唐、宋以来，文人作为一种特定的身份进入画坛，同时将高层的文化思考和文化品味带进了绘画领域。其结果是将绘画由形而下的艺术提升为形而上的艺术，实现了从重客体描摹到重主体挥写，从重形到重意，从重客体的再现到重主体情感性灵的发挥，从重技巧审美到重文化审美的转变。文化含量被提升到主导的位置。
作为一个非职业化的画家，刘斯奋不可能也不打算靠技术的娴熟取胜。经过实践和思考，他根据自身的优势选择了一个突破口：凭借以简驭繁的天赋才能将古代文人画中形而上的追求重新带进当代人物画中来，在创作实践中贯彻自己对美的独特感悟。
刘斯奋的人生道路和艺术经验都与古代文人画的画家相近：既是行政领导，又是文艺家，诗、书、画融合一体，相得益彰。这使他有比较充分的条件继承我国文人画的传统，并加以发展。目前他对于画坛的更大冲击在于他将大写意的人物画向当代人物领域推进。这是当今中国画领域的一道众所公认的难题，因此刘斯奋的大胆尝试和所取得的初步成功有着开创性的意义。而从文化心理层面看，这又与其现世关怀分不开。刘斯奋身处领导层，对脚下这片热土的变化有与时俱进的体验，对商品经济时代的文艺发展有长期思考，这使他的眼光较之一般画家有更高的超越。在古代人物画创作渐入佳境的同时，对当代生活的思考与热忱也在他心中积聚起来，最终形成一股难以遏制的激情，驱使他将画笔投向新的领域，为画坛带来突破性的推进。
三、做学问——从写小说、绘画、从政说开去
刘斯奋做学问与学院派有明显的不同，一是他不受建立宏观理论框架的束缚；二是他的研究建立在创作经验的基础之上，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空对空的研究；三是他多年主管文艺的经验奠定了其理论研究务实性、现世性的特点。
1.对学术陈规的超越
作为一个边缘的学者，刘斯奋的学术研究不是为了谋生评职称，不是为了建立宏大的理论框架，而是因为自己的喜好。他编选校注的《黄节诗选》、《苏曼殊诗笺注》、《梁启超诗文选》、《周邦彦诗选》等在国内都是最早的注本，对后来的研究者具有相当的示范作用。
为他在学术界赢得广泛声誉的则是20世纪80年代与余英时关于陈寅烙晚年诗歌之争。当时，刘斯奋还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就敢于与海内外知名学者针锋相对，这不仅关乎学识，更关乎胆识——当然这种胆识建立在学识基础之上。刘斯奋对旧体诗词的深刻理解和逻辑严密的论辩方式令余英时不敢小看，以致根本不相信“刘斯奋”只是一个并无名气的青年，而坚持认定是“大陆官方的一个部门”，一个写作群体。此事后来被学术界传为趣谈。
刘斯奋的学术成就归结为他的勇气、胆略与心态，由于他不是专业学者，学院的陈规陋习没有在他身上发生作用，他也不必迎合潮流，能够不畏惧权威，凡事坚持自己独立的思考，用自己的脑，用自己的眼，发出自己的声音。
2.、对论文文体的超越
刘斯奋不仅有16年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经验，还有古文、诗词创作经验，在丰厚的创作经验底色上，他的论文不受现成学术论文文体范式的束缚，文体自主，一气贯通。
打开《快活的蝙蝠》，形式的新颖首先攫住读者的视线。它的文字空灵，文气顺畅，完全不受文体壁垒的局限，处处闪烁着激情，流动着对可读性和生动性的追求。《陈寅洛晚年诗文及其他》中绵里藏针的驳论，《自画自说》中哲人般的沉思低语，《偶得三题》中对于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几个问题的再提问、再思考，《批评标准与广东文学》中对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的思索，《诗城奇想录》更是以古典章回诗话的形式探讨文艺问题。总之，每篇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刘斯奋的多彩和不羁。
3.对空头理论的超越
多年的从政经验使刘斯奋关注现实，倾心于对如何提高岭南文化地位这一课题的研究。他的研究紧扣时代发展，既是理论的，也是务实的。《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一文从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和艺术管理经验出发，多角度地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新思考，对当代岭南文艺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刘斯奋的这种现世关怀精神来自他对本职工作的执著思考。《偶得三题》中提出了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中国艺术和文化在最高层次如何与西洋文艺分庭抗礼等问题。这样的思考非常尖锐，切中流于形式的时弊，关乎当代文艺方向、前途和命运。他在《批评标准与广东文学》中谈到：“我们这一代人正处于文化转型的阶段。与时代进程脱节的文化观念和文学批评标准，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有力量，多么不可动摇，实际上现实生活将会迫使他们改变，将会迫使他们抛弃这样一种标准。”对文学创作而言，批评标准问题是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才有利于确定创作的方向，解决不好势必造成创作界的迷茫和困惑。又如他的《自画自说》，对绘画问题的九点思考虽然非常简短，但来自创作过程的心得，问题明确，一语中的。因为不是躲在书斋中凭空设想出来的，所以对其他创作者具有启迪作用。
四、从政——从写小说、做学问和绘画说开去
刘斯奋自1993年起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工作。工作的需要使他与各个艺术门类保持密切的关系。
刘斯奋给各个艺术门类提的指导意见都是具体的、可操作的。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勉强具体施行者一定要按他的意见办，“艺术者，个性之事业也。个性发挥之极至，则为全新审美范式之发现。”（《快活的蝙蝠·自画自说》）创作体验时时在心中提醒他：理解是最重要的，如果对方心中的思路和想法没有扭过来，硬写和硬改只会把原有的优点也给弄没了。丧失了原本的个性，艺术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有了这种通达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广东文艺的“百花开政”才有了可能。
如今，广东的文艺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南方无文学”、“广东是文化沙漠”的论调已经听不到了，其中广东的影视、美术等艺术门类已经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电视剧一度领导时尚潮流。刘斯奋作为分管文艺工作的领导功不可抹。人们还记得这样一件小事：他担任广东电视剧代表作之一《英雄无悔》的总策划之一，当时作者对于剧中写腐败有顾虑，刘斯奋表示腐败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文艺不仅可以加以反映而且应当反映，只要分清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就可以大胆的写。这在当时是一种突破，具有开拓意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英雄无悔》开了20世纪末反腐影视的先河。
刘斯奋多次强调广东的文艺要形成和坚持自己独特的南国风格，反映广东的现实生活和广东的特色。正如他在《批评标准与广东文学》中说的，“广东的电视剧，形成了一种南国的风格，她所描写的，总体来说都是比较昂扬的、向上的、有希望的、比较明朗的风格。广东的电视剧在全国比较走俏，走俏的原因，恰恰就是这种风格。”《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关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一文不但是他对当代文化重建问题的思考，更是他对广东文艺发展的理论总结。
五、结语
刘斯奋这种非职业化的边缘状况，其实并非单一现象，在中外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不少一面从政、一面从事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文化人，而且从政还是他们的主要职业。但在后世读者心目中，他们的职业往往被他们的文艺或学术成就淹没了。
今天，社会进一步走向开放，分工日益精密，与此相系的是人才的专业化，是越来越细的分科、分学，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细分的时代意义，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它限制了从业者的视野和胸怀，局限了人才的选择空间和潜质的充分发挥，抹杀了人才发展方向的多样性和可能性。
边界的森严也遏制了艺术的生命力，使艺术呈现技术化的倾向。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市场消费与艺术品的直接挂钩导致艺术的天平被商人之手操纵，艺术的复制、同化、通俗化、平面化乃至粗鄙化难以避免。以艺术为谋生手段的状况更加剧了对名利的计较、对结果的过分追求，导致艺术水准的下降。在这种日趋严峻的形势下，刘斯奋的人生道路和艺术成就给文艺界带来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以他为个案研究边缘心态对推进当代艺术发展的作用有着别样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