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中知道刘斯奋，对他于晚明清初士人生活的熟悉、体验与创造性描述深感钦佩。今当代作家中，能像他这样细腻描绘士夫文人生活画卷的实属罕见。那不仅需要历史知识、历史情怀及古代艺术的修养，以及丰富而又有规定性历史情境的想像力。2000年5月，在广州与刘斯奋相识，方知他不只是小说家，还是一位诗人和学者——编、注、著有《黄节诗选》、《苏曼殊诗笺注》、《陈寅格晚年诗文及其它》等八种，论文《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获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作品奖一等奖。更令人惊异的是，他熟悉古代书画，而且多年坚持书画创作，所画还是一般文人画家较少涉足或不敢涉足的写意人物，而他近年担任的职务，却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文联主席、广东省政协常委、中山大学与华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这使我想起苏东坡称书画为“文之余，诗之余”的话——斯奋书画，或可说是“政之余”、“文之余”了。这个“余”还很有特点：没有为官者的面孔，没有政治化的说教，而是直抒胸臆，游戏娱悦，相当的个人化，却又不久居份与分寸。这与古代文人画传统，可谓一脉相通。
传统文人画，最初是士大夫文人以书画自娱的艺术活动，而非谋生手段。兼济天下的仕途是他们人生的主要目标，作为“余事”的书画则为高雅的休闲和抒情寄意的手段。士人们能诗能文能书，很少经过职业画家那样的专门训练，因而从简易入手，借助于书法能力，生发出一种减笔画风，形成崇尚简逸和意趣的审美观念，所谓“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黄休复）“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苏轼）：“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陈与义）等等。他们不十分介意技巧的高下，而特别看重是否有“意”有“诗”有“趣”有“韵”。经过元代的发展，文人作画成为时尚，写意画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体裁，有了较为严格的图式与技巧规范。一些作者以其天资、创造力和文化修养成为划时代的大家，如徐渭、董其昌；一些作者毕生致力于绘画，成为兼具文人与职业画家双重身份的巨匠，如沈周、石涛、八大；一些文人画家因以画谋生而兼具了行家的本领，如唐寅、恽格；一些非文人画家因具备了文人修养、靠拢了文人趣味而兼具了隶家（文人）特色，如仇英、华新罗、黄镇。文人画和行家画相互交融、影响乃至合流，渐成大趋势。晚清民初以来，士大夫阶层急剧衰落，新的文化人应运而生，其中钟情传统文化并有绘画能力者，成为文人画在新世纪的传薪者，如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陈师曾、王一亭、潘天寿等。20世纪50-70年代，政治化、通俗化的写实水墨成为主流，强调抒写个人情怀和趣味的文人画家及其形式风格受到压抑和冷落，加之整个艺术文化与教育的巨大变迁，文人画传统后继乏人的状况空前突出。
在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出现引进西方和回归本土两大潮势。趋新逐异的现代型艺术和感伤怀旧的传统型艺术并生不悖。以南京等地一些画家为主要代表的“新文人画”，无疑属于后者。他们大都出自美术院校，多为专业画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人，也没有统一的艺术主张和风格。前面说过，作为一种体裁的文人画早已不为文人所专有，专业或业余都可能创作出文人画体裁的作品，其成就高下的关键，在于把文人情智化入水墨丹青的才能与悟性，即：有绘画能力的专业作者是否具备必要的文化素养，有文化素养的文人业余作者是否掌握相应的绘画能力。大体说来，“新文人画”张扬回归传统，乏于深刻的艺术思想；耽情士大夫生活与审美趣味的追索，疏离甚至漠视对当下世界的关怀；努力于传统画法风格的研摹，弱于新画法与新风格的创造，柔秀有余，力量不足。而铺天盖地的商业倾向，又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他们的精神与趣味追求，其变调与分化，在所难免。作为对西方化倾向的反拨，“新文人画”的出现有其历史合理性和意义，但由于缺乏相应的人文追求，难以给中国画尤其文人画传统注入蓬勃生机。
刘斯奋与“新文人画”没有干系，也不以“文人画”相标榜。但他深谙传统文化，有文人的诗思与情怀，又拥有一定的造型与笔墨技巧。而且，因为作画非谋生职业，他能够不计较流行时尚，没有一般职业画家在艺术与商业间的两难，保持相对充分的独立性与创造自由。保持业余性质如果意味着保持与商业化的距离，“业余”两个字就有了很大分量，就值得加以珍视。尽管业余作者缺乏专门技巧训练，往往在造型、构图、笔墨、色彩各方面逊色于专业作者。但历代不乏业余身份的大画家，他们成功的诀窍在哪里？在用功、用心，在变拙为巧，也在书法、文学各方面的全面素养即“通才”特质。业余者和专业者一样，在天资、功力、创造性、机遇各方向并不均等，像徐文长、董其昌这样的杰出者总是少数。到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文化教育竞以求“专”为鹄的，艺术上的博学通才也愈来愈罕见，所谓专家往往只拥有专门技术，甚至没有起码的文化素质，一些人名之曰“大师”、“教授”、“一级美术师”，实则近于工匠。有高超的专业能力同时又是通才，当然最好，专业能力暂时稍弱的通才也不可多得。专业能力可以通过一定的功夫获得，博学通才则千不见一。刘斯奋是博学通才式的人物，同时又具相当的绘画技巧，非一般业余作者所能比。对文人画的宏扬，需要一批像刘斯奋这样的人共同努力。
刘斯奋长于画人物，而人物是传统文人画最弱，因而也最需要发展与突破的一环。从目前作品看，其古装人物相对熟练、精到——古装人物毕竟有较多的借鉴，且古代士夫仕女、僧道隐逸，是他在文学创作中就已谙熟的。这些古人形象，有古意亦有新意，与人们心目中的古人相近又表现着画家的独特感觉，而非重复前人，或一味狂怪而没有古意古趣者。他画现代人物，多取自对城市生活景观的匆匆一瞥，诸如出行、等车、小歇、对话，皆为普通人物的普通行状，没有雄赳赳气昂昂的英雄相，也没有猥猥琐琐的小人物样，既非粉饰，也非针砭，笔墨间透着一股当代城市气息，一抹微笑和温情，亲切而富于诗意。如今的人物画坛，时髦的是奇异古怪、疯癫佯狂、人面鬼相、没有人味、没有现实感；像这种亲切而有诗意的形象反而难以寻见。因此，尽管刘斯奋画古装人物更得心应手，人们还是最看好、看重这些现代人物。此中原由，可以发人深省。
刘斯奋擅书，作画多中锋运笔，人物以勾勒为主，兼用泼墨和点色。简洁、挺劲而刚直，宁可强悍，绝不纤弱。人物神情大多晴和温蔼，衣纹笔线则铁勾银划，急风骤雨。这形成了其率意刚健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源出于画家的个性、志趣和笔墨方式，也与他多写须眉而少画裙权有些关系。如果说不足，一是形象塑造有时还嫌简单和雷同，二是笔线尚缺少变化和含蓄。写意形象当然要简，但如何简而有深度、意味和特色，是需要孜孜以求的。笔线的变化，当包括对重轻、迟速、枯润、光涩、巧拙、生熟等的讲究，斯奋作画行笔快而重，节奏铿锵有力，但有时不免失之外露。在《抱钓》一画中，他曾题曰：“一切艺术之最后抽象，无非节奏而已。作画亦不例外，干湿浓淡、轻重徐疾、疏密纵横，最终俱应以节奏为鹄的。节奏佳则画自佳，节奏劣则画自劣。”节奏固然重要，但只有节奏恐怕还不够。就作品的整体而言，除了节奏，还须讲究气息与韵致，后者尤与格调相关。未知斯奋以为如何？
